爱华网文/沈晓鸣
有些年轻人或许通过互联网络有网友关系，但也仅仅限于解闷聊天型的。他们占用的社会资源少得可怜，在急剧分化社会里，遵循丛林法则，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挤入上一个阶层。 他们住在深圳的城中村里。这里房租低廉，却有比较方便的交通。房屋虽然阴暗破旧，但也具备基本的城市给排水功能、供电、供电视信号。居住在这里，能享用城市提供的基本设施，还有，对将来能够赚多点钱的希望。 鱼贩子王和生 王和生是武昌人，住在下梅林村，马路对面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瓜果蔬菜、鱼虾海鲜、南北干货。这里产品种类众多、品质新鲜、价格低廉，每天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市场内灯火通明、人声喧哗，深圳各大小酒楼餐馆的采购人员来这里置办原料。 在市场西面的河鲜区，王和生租了一间店面，请了一个雇工，在那里卖鱼。他卖的是胖头鱼，年底吃鱼头火锅的人多的时候，王和生一天能卖出300多斤鱼。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四点开始卖，忙活到早晨八点钟，中间在路边的包子店“过个早”。等到深圳的白领开始在公交车站等车上班的时候，那些活跃在批发市场的餐馆“买办”们也采购到了货品，纷纷退去。这时王和生已经累得够呛，他再也没有精力应付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市场上的家庭主妇，锁起铺位，回下梅林村的出租屋里睡觉。 鱼是远在武汉的儿子发过来的。提到儿子，王和生总是说，儿子没能力。他的意思是，像这种销售、收款的活计应该是儿子来深圳搞，他年纪大了，应该在家管发货就行了。王和生慢悠悠地在出租屋里转，一件磨秃了肘部的毛衣外面套着一件油渍马甲，腰上还系着装着鱼款的腰包。不知道是忘记取下来，还是不敢放在盗闻不断的城中村出租屋里。 王和生来深圳之前，还在黑龙江哈尔滨卖过鱼。他说，在深圳好一些，冬天暖和，只是假钞比较多。一年下来，他收到了一千多块假钞。另外，深圳的开销比较大，每天要100块钱。其中批发市场的铺位租金40块，雇工工资20块，房租20块，吃饭、烟钱20块。 最后，他终于告诉我，卖一斤鱼的毛利润是五毛钱，扣除一天一百元的开销，在坐一趟公交车都要两块钱的深圳，育有一子四女、已经65岁的王和生，卖一斤鱼能赚到一毛七分钱，还得负担被恶意拖欠货款的风险。
爆破队长曾春林 相对于周围每天必须上班的邻居来说，曾春林是个自由职业者，不用打卡，不用骑自行车去上班，大部分时间在闲逛。他跟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先递上名片，后递上香烟，名片正面印着XX爆破队队长，反面印着承接各项拆迁业务：旧楼砸墙、地盘搬迁、建筑爆破、地面改造等。这都是需要力气的活儿，曾春林说，他有的是力气，力气最不值钱，他随便一个电话，就能叫上几十号人过来。当曾春林感觉需要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手下有几十个人……”这样的话他说过很多次，在跟上级包工头讨工钱的时候，在自己女儿被社会青年欺负的时候，在陌生人出言不逊的时候。 曾春林瘦、黑、面容严峻、为人谨慎，有一副阅尽江湖之后的戒备心理。他1993年来深圳，在当年闯深圳的一批人当中，他是比较失败的。用他的话说是“没弄到钱”，到现在还住在城中村一栋民房的隔层里，留一个两尺见方的洞让身体垂直上下。隔板下住着他19岁的女儿曾俊。 曾俊沉默寡言，只有在别人夸她漂亮的时候，会露出羞涩的笑容，同时下意识地往她父亲身后靠。她在下梅林附近的一家酒楼做服务员，一个月工资800块。这相当于她服务的客人一顿饭的价钱，如果这桌客人消费了金钱龟炖虫草、白扒鱼翅之类的菜品的话。曾春林还有个儿子，叫曾强，今年18岁，在福田农批市场里卖腊肠，虽然那个地方混乱嘈杂，但曾强的打扮依然整洁，裤线笔直，皮鞋铮亮。
在工程层层转包，利润薄如皮纸的建筑业内，像曾春林这样没有什么关系的工程队，根本赚不到什么钱，还得担心包工头的欠薪问题。曾春林看到福田农批市场上四川腊肠比较好卖，他也搞起了腊肠加工生意，也就说开一个小型的腊肠黑加工点——没有卫生防疫证明，没有工商许可证明，只凭着四川农村里的传统工艺。
曾强负责把腊肠运到农批市场卖给腌肉制品铺。冬天的时候腊肠生意很不错，曾春林还把他同在深圳打工的弟妹叫来帮忙。他现在的盘算是，等有一点钱的时候，去农批市场租一个铺位下来，专门卖腊肠。对于这个目标，他现在手头的腊肠制作规模显得有点可怜，市场的档位租金每个月要两千元。 曾春林的家族已经整体从四川内江迁移到深圳了，他自己是一家四口，另外他的弟弟和妹妹也是整个家都在深圳，弟弟在新洲派出所做巡逻员，弟妹在深圳做钟点工，侄女在一间超市做收银员。他的妹妹才四十多岁，却已经做外婆了。他说，他在内江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能跑得动的，都来深圳了。1993年的时候，他一个人来深圳，现在，这个家族在深圳已经有二十多个人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混得好的。 草根批发商李阿贤 李阿贤住在下梅林村。每月要交800元的两室一厅里，住着他和他老婆，两个儿子和他娘。十几平方米的客厅，已经被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两个货架和一张桌子挤得满满的，只剩下一条U字形的缝。一个卧室是他夫妻俩住，一个卧室是两个儿子住，老太太住在客厅的铁架床上，她已经老得睁不大眼睛了。 李阿贤有时候会去街上转悠，他最喜欢转报刊亭，拿起当天的报纸翻阅一下，并不买。他最关注本城的教育新闻。一天，别人送他一张报纸，有一版的大标题是《广深应率先取消择校费——省政协委员王则楚提案建议择校费在今春取消》，这条新闻让李阿贤很幸福。在他家黑暗逼仄的客厅里，凑着下午一缕斜着照进来的阳光，他大声地朗读了起来，一字一声，带着浓重的湖南邵阳口音。他的妻子在一边专心的听着，好像她老公在宣布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择校费已经成为公立学校权钱交易的毒瘤”，李阿贤读到这里评论了一下，他说：“深圳本地人都是有钱人，不用交择校费，我们这些外地人倒是要交，太不合理了，这个应该取消。” 李阿贤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根去年秋天中考，学校规定，外地考生要出示父母在深圳一年以上的暂住证，打工的要有社保卡，自己做生意的要有营业执照，还要有夫妻双方的计划生育证。这几样东西，李阿贤花了很大功夫才凑齐。 李根考了632分的高分，按照规定，他可以入读不需择校费的公立高中。但李阿贤一心想让儿子读名校，咬牙让儿子上了深圳高级中学。这个学校是深圳四大名校之一，高考入学率几近100%，50%的学生以上能上本科。李阿贤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年一万的择校费，四千元的借读费，加上学费杂费，一年约两万元。李阿贤目前的一年纯收入，刚好也是两万元。 小儿子李旗在一所叫“金色蓓蕾”的幼儿园，一年的费用是五千元。这可不是城中村阶层的消费水平，这两笔巨款让李阿贤有点喘不过气来。他们家舍不得吃一顿肉。他说，再挨两年，等大儿子高三的时候，回老家参加高考，就不用交这么多钱了。 李阿贤的收入主要来自牙刷批发，外带一些廉价扑克、圆珠笔的售卖。牙刷厂家有专人把牙刷送到李阿贤的小屋，然后，另外有人拿着牙刷到城中村的各个杂货店去推销。李阿贤的小屋在低价牙刷的销售链条上起到一个中转站的作用，他每一箱牙刷能赚上5块钱差价。一箱牙刷是450支，也就是说，他差不多要卖出近两百万支牙刷，才能凑够大儿子一年的教育费用。 （编者注：本文主人公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