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童大焕 广州市人大代表近日视察该市公安局迎亚运安保工作时，人大代表、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小钢向公安局表示，前段时间广州公安局联合多部门组织反恐演习，演习背景多次都是假设“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刘小钢说，“作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觉得公安部门这么做不太好。”（12月9日《信息时报》） 看到这个消息，真是莫名地惊诧与恐惧。 虽然反恐演习只是将农民工讨薪引发的群体事件“假设”为恐怖事件，但主事者对此的恐惧与心虚却昭然若揭，并且在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中，预设着对农民工群体讨薪的极端防范。 在我看来，类似这种把农民工群体讨薪当成恐怖行为的行为才真正恐怖，这种对弱者维权的过度防范与打击，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恐怖主义的源头。 对于手无寸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全无的底层民众，保护他们权益的几乎唯一的办法，就是充分承认并且从法律上确保其建立组织并且和平集会等自由，但在一些习惯于集权威治、对群众持怀疑恐惧心理的行政执法者眼里，民众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有如谋反，甚至有“跪着的暴动”之骇闻。 在一些执政者眼里，欠薪、暴力拆迁不是事，因为那是有组织的有钱人针对弱者的剥夺；而一旦被欠薪者、被暴力拆迁者拿出什么反抗的行动，那就是天大的事，因为那是在向执政者提要求，要求他们主持公道。而中国传统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温顺地服从。 这才会有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像一头怪兽：一端，它以巨额暴利盘剥着民众的财富，甚至直接以暴力拆迁抢劫、掠夺着民众财富；另一端，它在巨额利润支撑下却不断欠着最底层农民工的血汗钱。 人人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然而，在房地产怪兽的两头，农民工随时享有工资被侵犯的恐惧的自由；被拆迁者则随时有遭遇财产被人为灭失的恐惧的自由。辽宁被拆迁者一怒之下捅死前来强拆的保安；上海的被拆迁户女主人潘蓉在屋顶拿燃烧瓶和当地政府组织的拆迁队对峙；成都金牛区女企业主唐福珍面对强拆，在屋顶自焚。他们在以生命呼唤着正义的平台。 然而，唐福珍因反抗强制暴力拆迁在自家房顶自焚身亡，却被定性为暴力抗法！而在海峡彼岸，美国一位80高龄的最牛“钉子户”，开发商给几倍的钱都不肯拆迁，逼得开发商改设计，但开发商却和她成了忘年交。老太太死后房子被命名为“信念广场”。这不值得深思吗？ 有些愤怒的评论认为唐福珍既然决心赴死，就应烧些拆迁官员垫背。连岳说：“我的理解是，有人就是绝望到了极点，也善良得无法变成他们一样的魔鬼。” 美丽端庄的唐福珍的遗言是：选一张我最漂亮的照片做遗像！连死的决心都有了，仍然如此美丽，如此善良。可是她们的相对方呢？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许多“钉子户”必须面对这样的拆迁者，他们却是早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拆，即便闹出人命，也不为所动。甚至一些官员公然咆哮“哪里的拆迁不死人”！是什么机制和力量把一些人变成了没有人性的魔鬼和怪兽？这样的机制、这样的人是不是更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