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世界经济的四点判断 在前一段的全球智库峰会论坛里，大家对世界经济的判断有几点共识： 第一，整个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但要恢复到正常的增长状态，还需要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不会进一步恶化，将会逐步好转，但好的程度有限。 第二，在经历这场危机后，世界经济不会回到原有格局。即不会回到加剧国际资源、环境压力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去，不会回到发达国家的拼命消费、新兴国家拼命出口的格局中，而是会进入更注重环保、节约资源能源的新的产业体系里，可能会出现以绿色复苏为特征的新的产业体系。 第三，国际货币体系会有一些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国家的声音会逐步得到一定的尊重，但是以美元为主导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还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要改变这种格局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四， 世界经济将来真正的常规性复苏力量可能会主要来自于，或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形成的需求，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复苏的动力。换句话说，如果发达国家不把技术转移和出口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那么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将会变得缓慢。 目前，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总体估计是，美国会好一些，估计年底就可以恢复增长，会带动世界经济的一些复苏，日本今年还不行，但明年的经济状况会好一点，而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可能还要更慢一些。 这并非一场特殊危机 怎么来看待目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我们仅从意识形态上去理解，也就是如果把危机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或市场经济的失败，可能会犯很大的错误。国内有种看法认为，危机的爆发说明还是计划经济和不开放的经济好。如果这样认识危机，可能会动摇我们对市场经济改革的信心，可能会延缓我们对自身问题解决的进程。如果我们更多的从经济层面去认识这场危机，可能会得到另一种结论——这场危机只是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中众多经济危机中的一个很正常的危机，而不是什么特殊例外的危机。 这场危机之所以变得更强烈或影响更广泛，是因为它发生在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美国，而不是发生在过去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因此使危机的振荡和影响超出了人们的预计。换句话说，仅仅是因为危机发源地不同，才导致影响的不同而已，而不是危机的性质有哪些本质的变化。 美国的问题其实是自己伤害自己，为什么？首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除之后，其实就已经种下了危机爆发的种子。货币不跟黄金挂钩，就会使得美元成为美国自己操纵的工具，一旦操作不当，就会伤害自己。这些年美元过度的宽松政策，也是导致危机的因素之一。其次，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虚拟经济不是可以无限离开实体经济而发展的。美国的虚拟经济可能已大大超出其实体经济的承受范围，由于这种比例失衡，引发了危机。再次，任何一个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确实不能脱离监管。一旦脱离监管，一些人会受到利益驱动而造成操作失当，并带来整个系统的破坏。 回顾这场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其实是与信心、信用、信贷“三信”息息相关。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了恐慌，人们的信心没有了。而后是市场信用丧失，由于担心自己的钱被他人套住，危机发生后，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银行与家庭之间存在的信用关系没有了。进而，由于没有信心和信用，金融机构的信贷功能就萎缩了,也就是所谓的“信贷压碎”（Credit crunch），在信贷功能萎缩后，银行没办法来提供实体经济所需要的信贷支持，造成实体经济的困境。就目前来看，随着政府的救市行动，这种信心在恢复，信用在逐步的建立，信贷也开始在有一点好转。这说明，金融危机的最困难阶段已经过去。 危机提供了中国崛起的机遇 危机往往与机遇结伴而行，我之所以提出要正确认识危机的性质，就是因为这场危机虽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它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从大国崛起的角度来看，英国的崛起是通过战争手段，而美国替代英国，其实是和平崛起。在美国真正替代英国之前，它的工业产出已经占世界的60%以上，它的黄金储备已占世界的四分之三，所以它不只是靠二次世界大战才具有这样的实力，美国可能是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国家。当美国成为最强国后，苏联也想崛起，但因为苏联的路径问题，最终没有崛起。普京总结苏联失败的原因时说，是因为“经济领域里过度的意识形态化”。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值得警醒的一句话。前苏联可能过多地从一种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本应属于经济规律、经济范畴的问题，因此它错过了很多时机、浪费了很多资源、建立了很多错误制度，最终可能影响倒了苏联的崛起。 后来，高速发展的德国和日本，最终也没有替代美国，因为他们不是政治大国，也不是军事大国。因此尽管它们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但也无法替代美国。再加上美国有意无意的抑制了德国和日本替代美国的战略，所以至今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 这场危机爆发在最大的强国美国，原本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实现崛起的战略机会，而崛起的条件是中国要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 危机给中国提供了解决自身软肋的环境和机会。我们的软肋在哪里？ 包括三方面： 一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其实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因为农民没有被纳入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利益链条中去，关键因素就是制度性问题——土地要素的收益跟农民没有发生直接关系。无论工业化、城市化怎么发展，农民还是农民，没有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利益分享者， 因此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其身份的转变。因为如此大的一个群体，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缺乏必要的金融资产的支撑，才造成了农民的相对贫困问题。这场危机爆发后，如果我们能够把更多在财力和制度性的变革，用来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话，这个软肋就可能会消失。 二是资源问题。从2007年到现在近3年时间里，已经提供了中国去实现对国际资源格局的重新调整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机会，创新思路，转变观念，千方百计去获得资源，而是更多的停留在原有制度上，继续让国有企业打头阵，靠政府之间的行政性协商，而不是利用民间、利用市场。因此到现在为止，我们得到的新的资源份额， 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小部头。尽管前一段我们跟俄罗斯、巴西等国签下了一些“以贷款换资源”的资源订单，但一旦油价恢复到高位，这些协议并不可靠。 三是国防问题。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因此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防体系来支撑这个国家，需要建立必要的海上安全通道。当今所有的大国，都拥有强有力的国防支撑。所以，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应当下决心加强国防建设，以国防建设带动内需扩大，比如，加强海军与空军装备建设，把能够实现远程作战的软肋解决好，以建立海上安全通道。
其次， 危机提供了一个中国与美国协商解决重要战略问题的机会，而我们没有把它作为协商机会，而是作为一个挑战。其实，从国际经济政治的演变历史来看，如果没有美国的配合，中国无法真正崛起。也许我的看法稍微偏激和狭隘了一些，但是经过我仔细的观察和研究，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离不开美国的配合。当年，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始终把对美的关系放在战略性的高度上。我们要成为强国，首先要解决国家的统一与完全问题，而中国的统一与安全问题恰恰受制于美国。不管是台湾问题还是西藏问题，或是新疆问题，其实背后就是受制于美国。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与美国协商。 另外，这场危机也提供了我们跟美国去协商解决一些战略性利益的机会。比如，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判这些内容：对中国高技术的出口，美国应当采取适当放宽的政策；人民币应当取得与中国贸易占世界比重的同等地位，并非替代美元，而是让人民币处在与中国经济地位、贸易地位相对应的一种权利；在一些重要的经济产业的格局上，中国可以与美国形成一种互补的格局，让中美产业的对接更协调一些。 美国非常善于把自己的矛盾转嫁别人的头上，为什么它当初不保雷曼兄弟？美国政府之所以保AIG，而不保雷曼，是因为雷曼的大量业务在美国以外，一旦雷曼破产，所有攻击美国的国家可能就要闭嘴，转向配合美国的行动。所以雷曼兄弟破产后，整个欧洲就开始转向了，因为雷曼的破产导致金融危机的范围马上扩大到欧洲、日本和我们的周边。 美国人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我们恰恰是停留在战术层面来认识问题，再加上我们更多的是习惯从意识形态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就可能错过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危机爆发之初到现在，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七万亿的贷款，再加上我们庞大的财政支出，如果能够更多地结合中国战略性问题来谋划，短期内中国的GDP也许只有5%、6%。但中长期就具备了长远而趋向更好的发展条件。 总之，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我历来持谨慎和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勤奋，有良好的人力资源，加上吃苦精神，仅凭这一条就必然会使我们的经济逐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