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有企业做不强，民营企业做不大 亚布力观点：在国内咨询界，您属于资历最老的那一批中的一个，因此无论在经验还是时间跨度上，对我国企业的整体状况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与判断。您认为中国企业的整体现状怎样？伴随这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企业开始关注转型，在这方面，我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赵民：中国企业的主要问题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国有企业做不强，民营企业做不大。颠倒过来也成立，就是“民营企业做不大，国有企业做不强”。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中，不仅仅改革开放30年的状况是这样，即使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执政期间，以及蒋介石时期这一状况都未曾改变过。这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我国经济究竟是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它做不强与它的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根上，国有企业属于行政垄断体；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做不大的原因也在根上，就是从1840年开始，当局者对民间力量的相信程度始终弱于外国。即使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下，很多事情都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但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还是因为这个。例如我们已经看惯了的企业家的出事…… 亚布力观点：比如说。 赵民：最近出狱的原来的铁本事件的主角戴国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结合他坐的牢，判的刑来看，在中国，企业家的落马往往与法制没有太大关系，而与一个人的运气相连。如果运气不好，碰上一场所谓的宏观调控，如果某些企业家依然顶风而上，那结果就只有一个，就是成为整顿的典型。这完全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在起作用。所以，当企业规模还比较小、企业这座楼盖得还不是特别高的时候，一般的地基，一般的社会环境对企业的成长没什么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当时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GDP的3%，改革开放30年，如今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GDP的12%，但这一比例还是偏低的，远没有恢复到清朝晚期1840年以前，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15%的水平。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随着经济继续增长下去，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开放度越来越大，或者说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关联性越来越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不仅将引领整个世界经济，同时还会成为经济衰退时的主要受害者。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在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必然存在，而中国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强，中国与世界关联程度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基础能不能撑起又大又强的中国经济体？我们可以看到胡润的“百富榜”变成“倒霉榜”。出于这种考量，我们发现，江浙一带的企业家有一种很普遍的做法，那就是用很多公司分散财产。 亚布力观点：分散财产也就是分散风险，这一做法是比较正确的。 赵民：从社会财产的延续上来讲，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中间要经历30年、40年乃至50年的时间。现在30年跨代并不存在，因为在目前的时间跨度上，上一代还在世，下一代也还没有完全独立。 亚布力观点：他们还处于学习的过程。 赵民：到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第二代才可能真正起来了。但有一点要明白，分散财产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大数量的财产。改革开放30年，究竟有多少民营企业拥有足够多的财产来进行所谓的“财产分散”呢？这就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能否做大。当然这里的做大不等同于80年代的“万元户”和90年代的“十万元户”，而是根据中国现在的GDP总量和规模来衡量与判断，与新加坡、香港的大企业相比。 亚布力观点：对您刚才说的，我表示理解，但在我看来，“国有企业做不强”与“民营企业做不大”之间有着一种因果关系，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充分，以及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很难在某些行业生存。 赵民：我还要说到民营企业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企业家群体流云式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所谓的政商关系。我国民营企业家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在各个层级上，从县级到省级乃至国家级，每一次政府换届的人员变动都会给民营企业家群体造成一定影响。这样的现象太多，以至于中国老百姓对此见怪不怪，都已经麻木了，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亚布力观点：难听一点讲就是“官商勾结”，这在我国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 赵民：其实，这一现象不仅在我国历史悠久，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也同样存在，比如日本、美国、欧洲，但这里存在一定的差别。差别在哪？就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治理这一现象，是用程序公正的法制精神，还是用行政权威。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治理问题。 亚布力观点：这从整体来讲，所反映的就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东亚的生产方式。在日本、韩国、香港，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官商勾结的现象，但在西方这种现象要少一些。 赵民：再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原来都是国家的，后来经过分层变成中央级、省级、地市级。 亚布力观点：抓大放小了。 赵民：是的，但现在的抓大放小与十年前的抓大放小不是一回事，10年前大，到现在可能是中，再过10年就可能变成小，最典型例子可以看上海。10年前，上海产业规划中的几大支柱产业有家用电器、电脑和汽车，当然现在汽车还是上海的支柱产业之一，20年之后这一支柱产业也可能就不成为支柱了。同时，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在一个行业兴起，必然导致上海的这个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没落。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比如在过去，说到中国产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海制造”，而非“中国制造”，而现在“上海制造”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记忆。 亚布力观点：这个观念已经消失了。 赵民：对。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在民营企业的竞争下，上海相应行业的国有企业基本解体。 亚布力观点：这就是竞争的作用。 赵民：对。有人据此认为民营企业可以壮大，完全可以国退民进，但是也有人依然悲观，认为几十年市场经济的经验并没有太大的作用，相较于自由市场竞争下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能发挥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后一种人还是将官和民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认为老百姓一旦拥有了财富，就如同洪水猛兽，很难控制。而如果国有企业掌握在政府手里，它就成为了政府的有力武器。用这样的思路去想，我们就会发现“民营企业做不大，国有企业做不强”的根本在此，当企业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很多根本性的问题，都逃不出这个思维的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认同资本市场，他们即使是在投机，即使在做亏本生意，但至少他们反映了一种民意，或者说反映了一种草根的声音。这就跟互联网、博客等现代产物一样，它们毕竟都是社会的发泄口，只要有了表达，人们就可以互相博弈。 解决的途径是建立一套全新的治理 亚布力观点：资本市场的建立至少让博弈有了一个主体。 赵民：其实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不国际化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好处。说是金融危机来了不受影响，但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相反，资本市场的孤立化导致中国的很多资产被国外的投资银行控制，很多有钱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这是民族资产的流失，对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任何益处。如今作为后进者，我们应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去寻找差距，先解决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去解决社会层面的问题。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以及趋势发展下去，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可以成为和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但是，要想继续往前走，最底层的一些问题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在美国，人们通过商业计划书与风险投资获得的财富，取得的成功被社会认可，他们甚至被推崇为民族英雄。但在目前的中国，就不一定。现在社会上很多的腐败现象、学术抄袭现象等，都能从历史上、制度上找到根本原因。而观察人们对这些现象的态度，我们又发现，功利主义、裙带关系等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这是很可悲的。 对于中国现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解决的途径是建立一套新的治理。最初人本身无所谓好坏，如果将好人放到坏人里面，他会变坏，而如果将坏人放到好的制度和治理中，那他一定不敢做坏事，因为做坏事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与人们的指责，可见制度和治理的重要。比如最近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讨论的重点是党建问题。如果将这十几年来历次四中全会所讨论的内容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很多内容一直都没变。这也说明每次讨论之后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对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已经改变了整个环境，包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用传统的价值观来理解、分析形势就会适得其反。按照我们管理咨询的逻辑和方法来说，我们首先应该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对症下药。当看不出问题，或者搞错了问题的根源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解决问题。这就好比用感冒药是治不好甲流一样。 亚布力观点：在您看来，走入死胡同的改革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赵民：改革开放30年，成绩所至，也就是问题所在。我总结过“三多三少”：开放多，改革少；对外开放多，对内开放少；经济改革多，社会改革少。对老百姓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教育、房子、工作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至于谁当政是次要的。所以政府首先要搞好民生领域的改革。 在我看来，在这些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中，铁道部急需改革。目前交通领域，航空与汽车都实行了市场化运作，唯独铁路依然被独家垄断。这造成了中国老百姓逢年过节买火车票难的现状，同时也催生了一批依靠倒买倒卖火车票而生存的利益群体。铁道部相关负责人曾说，这一现状会要到2020年才能得以改变。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只要放开对铁路的垄断，引入社会投资竞争机制，不出几年，这一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亚布力观点：其实这也是个企业问题。 赵民：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能否下定决心消除滋生这一现象的土壤。教育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比如奥数。教育部下令严禁奥数教育，但就在政府文件对此三令五申的时候，各地奥数班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很简单，学生入学的时候要考奥数，这样的现实让家长们不得不让孩子学奥数，即使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 亚布力观点：这还是源于对权力的垄断。 赵民：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一定要将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可现实情况是，一些政府部门或者国有企业都不敢这么做，而这也是国有企业做不强的原因之一。 亚布力观点：做管理咨询这些年，您跟很多国有企业在打交道，您觉得这些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从普通员工到高管，他们的普遍心态是什么？ 赵民：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高管，他们都只是打工者，而并非企业的所有者，因此，不管做任何事情，他们都遵循着一条不变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将事情弄砸了，不能让自己丢饭碗，也不能让领导丢饭碗，这是他们处事的底线。这种保守、稳妥的做法，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但当某一技术革命来临的时候，如互联网技术、基因技术，过分的保守与稳妥就会让企业错失发展机遇。因此，我们看到，一些实力雄厚，同时具有很强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就是因为在管理机制上已不同于传统的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类似于民营企业。比如海尔、联想、万科等企业，它们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得益于股权分散，一方面则因为有一个强势领导，某种程度上，只有管理层才真正和公司密切相关，虽然他不拥有公司资产的所有权，但却具有决策权。做决策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就要求决策者有超凡的洞察力，而这超过了大多数人的共识。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心态，那就是响应领导的号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汽对双龙的收购。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公司运营层面上的考量外，我想，更多的是响应政府号召，比如国际化、建立民族品牌，以及自主创新。收购完成之后，企业在一方面实现了体量的增大，另一方面也完成了政治性任务，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但这是不是最优的选择，就不得而知了。 亚布力观点：在企业的层面，最优的选择无疑是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但除此之外，企业也应该关注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社会责任。 赵民：其实，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本质都是为大多数人说话。而无论是封建社会的皇帝与官员，还是现代社会的政党，他们的首要任务相对应的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而企业的本质是赚钱。因此，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要所谓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利，还是要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成为一个性命攸关的选择。这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已成为一个社会体制问题。 有思想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
亚布力观点：对企业来说，将为全社会谋福利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赵民：是的。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一些以为大多数人谋利为志向的民间组织，比如亚布力论坛、阿拉善等。虽然，它们现在还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力和作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这样的组织必须有，而一批为这些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努力的企业家也不可或缺。我发现京城的企业家，更愿意做这些事情。正是由于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动，整个企业家群体有思想、有责任的形象开始形成。他们的言论或者惊世骇俗，或者平淡如水，但都没关系，至少他们在思考，在为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努力。 就生活而言，他们可能并不是过得最舒服的一群人，但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人生的总价值，我相信，他们是人生价值总量最大的一群人。马克思说过，最后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唯独思想能够永存。在我看来，一切物质都会灰飞烟灭，而只有文字才会永驻。文字是什么？文字就是口碑，就是所思所想，或者说文字就是对这个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记载通过文字才得以实现。所以，我一直认为，有思想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或者说最有价值的人。 亚布力观点： 那么金钱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赵民：钱当然也很重要，人首先要保证物质上的富足。当然，当一个人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并且享受到高地位所带来的高待遇后，财富就变成与企业生命、经济生命、事业生命同等重要的因素而存在，拥有更多的财富也就变成了一个永远追逐的目标。 亚布力观点：这里，您强调了文字的功能，这是否就是您经常写博客的原因？ 赵民：是的。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我敢说我是写东西最多的企业家之一。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物。其实，我最喜欢谈论是那些永恒的、古今不变的话题。很多记者在采访时，总喜欢问对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看法，这种事我不愿意做，这是命题作文。我喜欢自己思考经过观察后有感触的一些东西，然后用文字将这一思考成文，篇幅可以不长，也不讲什么大道理，但就是这个东西，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它依然能站住脚，依然有它的现实价值。2003年，我写了一本管理方面的书《决战》，里面所写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能够流传10年、20年甚至30年。也就是说，今年的MBA可以读这本书，十年后的MBA也可以读这本书，都能从中得到管理的启示。现在，我不太写纯粹企业管理方面的文章，更愿去思考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比如历史、政治、时事等。 亚布力观点：为什么呢？ 赵民：或许是因为做企业管理咨询的时间太长，需要新的突破。正是由于这十几年在管理咨询业的摸爬滚打，我练了一身看人看事的本事，那就是在与某一企业家交谈一个小时，能准确判断出他是否值得我为他提供帮助。 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发现，中国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所谓的劣根性问题，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改造完全可以解决的。 亚布力观点：您认为，关注一些本质的东西对企业家做企业的帮助在哪？ 赵民：我现在感兴趣的都是研究军队、国家、政府，社会的管理。我认为社会的管理本质上和做企业是一模一样的。由于我们所成长的年代，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但是现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巨著，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我们都能看到。对一些本质东西的思考与探索，能让我们明白很多事情，比如能让我们看到5年、10年后的自己，也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可以说说，可以想想，但还不能做。如果没有缺乏对问题本质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分寸感，对一些事情的把握也就失去了支撑。 所以你也可以发现，那些优秀的企业家往往都是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很高的为人水平的，比如柳传志。他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我觉得已经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这一点上我自认为还做不到。当然这也跟年龄有关，我20来岁的时候，经常跟人拍桌子吵架，现在看来，这些争吵都毫无意义。人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与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亚布力观点：人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对人的认识同样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赵民：是的。所以在写作上我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给任何不熟悉的人的书作序，二是不请任何人为我的书作序。因为给书作序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必须对书的作者有很深刻的了解，才能实现作序的真正意义。看过我文章的人都知道，我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我所写的内容都是对管理对社会的真实体验与感受。方法可以学习，可以借用，但最后的结论必须自己总结得出，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独立思考者，而不是追随者。 管理咨询并不是学问 亚布力观点：写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与感受无疑很好，但做学问不能这样。做学问跟修房子一样，首先要将地基打好。 赵民：我并不是在做学问，所谓的管理咨询，或者说所谓的管理，都不是学问。它只是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判断和分析，更多地是应用型的东西，是一个管理工具。 亚布力观点：那运用这个工具，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您来分析一下当下的一些企业家，比如牛根生。 赵民：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成长模式，并引领社会进入生活消费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从人物的故事性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说是偶像级企业家。但在资本的层面，他在资本的催压作用下，进行快速扩张，最终被资本拖累。因此，我觉得，老牛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年轻一代企业家，企业必须走一条平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宁可慢点。 亚布力观点：他的发展速度太快了，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范畴。 赵民：这里我并不是为老牛一个人打抱不平，我始终认为，所有这类民营企业家都是资本市场的牺牲品。 亚布力观点：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赵民：所以有人说，资本的疯狂和泡沫挖掘了人性中最贪婪的一面，这种贪婪反过来摧毁了人类本身。 亚布力观点：宁高宁呢？ 赵民：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是职业经理人，还不能算真正的企业家。原因很简单，对他们来说，将来的某一天不做企业很正常。其实，这也是一代国有企业家的悲哀。如果他们不是身在国有企业，不被提升为政府官员，而是经营自己的企业，那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可能更大。但是很可惜，现实中没有如果，所以我们只能感叹。对于这一代国有企业家，我们只能期盼说，通过一些人的牺牲换回另外一些人的幸福。 亚布力观点：这里能不能换回又是一个问题。 赵民：无论能不能换回，但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个人人生的含金量得到了大大提升。人到一定年龄，回过头看自己所走过的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充满悔恨和遗憾。作为企业家，或者说成功人士，和一般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就是遗憾可能会少一些，因为他们有更多资源、更多财富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亚布力观点：从个人的角度讲，您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或者说人生方向有着怎样的规划？ 赵民：我觉得，如果按照我现在的路径继续往前走，我就走在我想要的人生道路上。管理咨询不是我的生意，是我的事业。在未来的事业上，我坚持这样几点：第一，永远不会把公司全卖掉；第二，不以挣钱为第一目的，而是寻求一种事业成就感；第三，走多品牌的发展道路。 亚布力观点：您的个人价值呢？ 赵民：我既不是你们这些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媒体人，也不是纯粹的企业家，而是两者的杂合体。中国社会已经给管理咨询行业留足了空间，这是一个能创造优秀人物的行业，也是一个能有文字留下来的行业。 亚布力观点：您经常思考与写作，对中国历史也有比较充足的了解，尤其是近一两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那您怎么看待未来中国的发展态势？ 赵民：前面我虽然讲了一些批评现实的话，但在本质上，我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一直抱着乐观的心态。在企业家中，很多人会因为工作上的问题晚上睡不着，但我白天再烦，晚上照样酣然入睡。我始终坚信，只有乐观，才能保证不被淘汰。另外，我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企业家都可以大力在中国发展，因为中国会崛起，中国企业会和中国一并崛起。我也一直坚信，只要用中国的智慧来思考与解决问题，什么问题都将不成为问题，都可以解决。对有些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明白，因为作为企业家，总是免不了花很多时间处理商业上的事情，而这也就减少了学习与思考的时间。对我来说，这应该也是从商不好的一面。 亚布力观点：其实这无可厚非，因为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时代，而不是一个革命时代。 赵民：现在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工作，也就是创造价值与输出价值，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学习，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比如参加一些媒体的活动，见一些有思想的人，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等等。我始终认为，衡量一个人人生成败的标准在于想做的事有没有做。当然价值观、信念、理想不同的人，所希望做的事情也就不同，但共同之处是这些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做成或者做完。 赵民文本 从青海到上海 万里长江，从默默无闻的青海发源，涓涓细流沽沽而东行。挟青藏高原之雪山，顺喜玛拉雅之横岭，卷云贵高原之蓝天，润成都平原之天府，破三峡夔门之铁锁，展荆楚湖湘之画，从此一路高歌，于举世闻名的上海汇入大洋，完成了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无名到闻名的一生。 一个公司的品牌营销，就是这样一个“从青海到上海”的过程。 如同万里长江，一个公司的品牌营销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起点要高。长江之所以成为长江，就是因为它发源于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这样一个高起点，使它先天具备了穷尽千里的战略高度。很多企业家都有这个体会，品牌营销一出手，就要有“霸气”，此即起点要高。 公司品牌的营销的第二点，是方向要对。长江不是唯一的一条发源于青藏高源的河流，但之所以它成为长江，就是因为它没有向北或向南流，而是冲破种种阻挠，坚定不移地向东向东再向东，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如果长江像湄公河那样最终选择了向南而去，那它也就不会有三峡，也就不会有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工程。很多企业里从事品牌营销的经理都有这种说法：品牌营销定位错了，就全白做了。此即方向要对。 公司品牌营销的第三点，是区域要广。长江自青海出发，沿途何止九曲十八弯，历经川、贵、鄂、湘等中国南方大多数省份，泽被滋润之地，区域广阔，无河可出其右。区域广的一个好处，就是使众多政府官员兴致勃勃地讨论“长江中上游经济一体化”和“长江下游经济协作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是使说着不同方言，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人们同喝一江水，有着对长江的共同的感情。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知名公司品牌的营销传播，不仅在全国性媒体如CCTV上有音容笑貌，而且在各种区域性传媒上也常常露峥嵘。 公司品牌营销的第四点，是时间要长。长江的时间长，有二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流水季节时间长，一年四季不断流，不像黄河，下游到山东、河南的某个城市，经常水就断流了，水一断，就造成了用水困难，形成了负面影响，产生了危机；其次，是历史长。直到今天，长江在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区域，仍有不同的名称。但是，长江作为整个河流的统一名称、统一品牌，历史悠久，深入人心，并没有因为不同河段的“分品牌”名称而受到影响。对于成功塑造了企业品牌的那些企业而言，他们长期投资于公司品牌的宣传和传播，没有间断，细水长流，虽然对于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有不同的分品牌同时存生，但始终抓住作为龙头的公司品牌，纲举目张，百川归流，此即时间要长。 公司品牌营销的第五点，是名字要短，要易写易记易上口。中文“长江”，英文“Long River”，字少、音短、写起来简单，叫起来琅琅上口。你看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里在描写解放军首长用无线电台联络侦察兵时用的代号，也是：“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那时军队首长一般文化程度都不高，所以，如果长江改叫“雅鲁藏布江”黄河改叫“乌苏里江”，那么，军队首长用电台联络时就要喊“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我是乌苏里江，我是乌苏里江”，那说起来多别扭？！也让人怀疑作品的真实性。所以，品牌在被营销传播前，一定要先取一个好听易记易上口的名字。有一件有趣的小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我们经常在农村里，尤其是偏僻落后的农村里听到农民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阿狗”、“阿猫”、“XX根”等名字，但如果我们查一下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名字，一般都看不到这样的名字，这个现实好像很难用规范的理论去解释。我就是用上面这个理由去解释的：一个需要被很多人记住的名字，不仅要易记易写易上口，而且不要让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在这一点上，我发现现在我们中国的有些服装企业的品牌取得有些问题，读起来美感不够。这样的服装品牌，拂逆了中国消费大众的民俗文化，虽然起初有哗众取宠的作用，但是我看属于“兔子尾巴长不了”，更不会像长江那样举世闻名，源远流长。 公司品牌营销的第六点，是声势要大。长江为什么有名？声势大也是原因之一。声势大之一是吸纳河流多：从青海默默无闻的一条小溪到上海令人仰止的入海口，一路上长江汇聚了多少河流？好像还没有人准确统计过，反正我不知道，只知道是多得数不清。这一招叫：“合并同类，众望所归”。声势大之二是穿过湖泊要多：长江如果是一条飞闪的白练，那么，湖泊就是挂在这条白练之上的众多“宝葫芦”。湖泊多，物产就丰富，声势就随着大了。这一招叫“吸引异性，众星捧月”。声势大之三是落差要大。长江发源地海拔多高？上海海拔多高？这四千多米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少雄奇伟险？“三江并流”算一个吧，三峡算一个吧，凡是现在建有水库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算。这么多的大落差之地，不仅天然风景秀丽，而且引来无数人气建水库，这一招叫“风景如画，人气如虹”。长江声势大的这三招，转化到公司品牌营销上，就是有基本规律可循的三个实用原则：一通过同行业其他品牌的衬托；二通过其他行业同等品牌的衬托；三通过“雄奇伟险”、“风景如画”成为事件中心，吸引人群关注。 公司品牌营销的第七点，是人文内涵要丰富。长江的人文内涵丰富在二个方面：其一是出名酒。古代的泸州老窑，今日的五粮液，无不出于长江之左右，引来无数英雄为美酒夜光杯而折三尺腰。于是长江因为名人喝名酒而留下了“万里长江流，流的都是酒”这样的民间俗语；其二是出名楼。大凡从中学毕业的人，都知道的范仲淹《岳阳楼记》，也知道崔颢笔下“黄鹤一去兮不复返”的千古情思。长江上的亭台楼阁，尤如挂着宝葫芦的白练上镶嵌的金光灿灿的精神钮扣，平添妩媚和豪情。对于公司品牌营销，可以从这一点长江的丰富人文内涵中学到什么？细细分析一下，这“名酒和名楼”的背后，是名人在起作用。所以，品牌在人文内涵的丰富要从名人入手。 公司品牌营销的第八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周期性规律化提醒。长江什么都好，就是年年发洪水不好，但年年发洪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就是小孩耍脾气，一到时候就发作，提醒你不要忘了他的存在？中国自进入君主体制的封建农业社会，历代君王的一个心病和治国大事就是治水，但古往今来，还没有哪朝哪代彻底治服过长江的洪水，水库越建越多，越建越大，洪水也没见哪年不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江不是“母亲河”，有点像“孩子河”，小性子使个不断。于我们做公司品牌营销，这种周期性规律的提醒，却是要学习和遵循的一大法则。师法自然而通古今。 纵观从青海到上海的长江，这条南中国的母亲河和黄金河同样在公司品牌营销上也在谆谆教诲我们要遵守“品牌营销八条黄金准则”：起点要高，方向要对，区域要广、时间要长、名字要短、声势要大、人文内涵要丰富，周期规律来提醒。只要你结合自己公司的实际情况，深谙个中滋味，就一定能“从青海到上海”了，把自己的公司品牌从默默无闻营销为举世闻名。 赵民 2003年10月2日 10:33AM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昔日大学同窗好友之家 领头羊和牧羊犬 “非典”流行期间，蛰伏在京郊，一日偶开电视，看到当地小镇自己的节目频道在老电影《少林寺》，镜头正是那牧羊女在山坡上牧羊的温暖灿烂如诗画面。 这让我联想起领头羊和牧羊犬。 领头羊，本身也是羊，说到底和它所带领的羊是同种动物。羊群在领头羊之后，是充满信任地、甘心情愿地跟着它向前走。牧羊犬，本身是狗不是羊，羊群在它的驱赶下，以落伍为耻，争先恐后地往前涌。 领头羊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主要是靠道德信任和信用。它身先士卒，路上有陷阱，它会第一个掉下去，前面有岔路，它会凭经验作选择，因为它是最危险的，因而它是最有威望的。牧羊犬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主要是靠法律、法规和规矩：它在后面不停地催，前面慢了，它赶到前面催，旁边散了，它追上去赶回来，方向错了，它拦在前面迫使羊群转向。 领头羊是靠“拉动”来带动羊群往前走的，它只管往前，后面的羊是否掉队它是不管的。领头羊跑多快，羊群就跑得多快。牧羊犬是靠“推动”促使羊群往前走的，它不仅要管跑得快的，也要管跑得慢的，不能让一只羊掉队，否则无法向主人交代。羊群跑得多快，和牧羊犬有关系，但又不全有关系。 领头羊的诞生，是羊群自己优胜劣汰自我竞争脱颖而出的，因而具有天然的崇高威望，是“权”和“威”二者自然合一的。领头羊一定是其中体格最健壮、跑得最快、听力最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最为敏锐的。牧羊犬的诞生，是经过培训出来的，它的权威是树立，是由羊群主人后来赋予的。如果主人不给它机会，它就没有了机会。因此，它一要忠诚，二要老实，三要听话，四要勤勉，五要对羊群凶。如此这般，方胜任之牧羊犬。 领头羊侧重于战略：要去什么地方，该怎么走，自己想明白了，就赶紧起程，也不用和其他商量，也不用管羊群在奔跑过程中的状况。所以，领头羊，一般可称之为“战略型”领导者。 牧羊犬侧重于过程：羊群主人的意图要领会清楚了，然后，要保证每只羊都要到达目的地，奔跑过程中队形乱了，要管；速度慢了，也要管；方向错了，更要管。所以，牧羊犬一般可视之为“运营型“领导者。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深刻地了解自己何时担当领头羊牧羊犬的角色，就必须和企业的发展阶段结合起来。 在企业的创业期，要的是100%的领头羊，要和大家融为一体，要体格健壮，干得最多，视野和水平要最高，要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有群体的核心理念，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生存下来，发展起来，早日达到目标就是成功。 在企业的发展期，要马上清醒地认识到角色的转换，做75%的领头羊和25%牧羊犬。不仅要保持创业初期的那种“革命干劲”，而且，要开始注意这种“革命干劲”在羊群中的传播；不仅要自己在前面跑得快，而且，要关注羊群团队的状况。但由于是处在发展期，所以更多的角色依然是领头羊。 在企业的成熟期，要做50%的领头羊50%的牧羊犬。此时，既要有精神感召，又要有道德约束，要有牺牲精神，更要有法制约束，要有务实态度，由于企业处于成熟期，所以，不仅要拉，也要推，不仅要带，也要催。在企业转型期，领导者和管理者要做25%的领头羊何75%的牧羊犬。股东的目的明了在胸，董事会的授权为何不用，晓之以理，动之以律在后。拉不动，就多推；带不动，就多追；方向偏了，就是生拉硬扯往回，实在着急，就干吼几声定局势：不想动，也得动，不想转型也得转型。 如果看一下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那么，民营企业家多有几分像领头羊，国有企业家多有几分像牧羊犬。对牧羊犬而言，最难为他的是老弱病残的也要照顾，多国有企业家，最难办的不也是员工能进不能出吗？ 如果看一下投资者和管理层合二为一的企业（如 企业），和投资者和管理者分离的企业，那么，“投资者和管理层合二为一的企业”就是领头羊，“投资者和管理层分离的企业” 就是牧羊犬。这就是简单明了了：为什么前者优于后者，因为领头羊比牧羊犬更好。 如果看一下安然事件，银广厦事件弄虚作假事件，明白了牧羊犬把羊丢了，还要虚报有幼羊出生，如此这般糊弄羊主人，东窗事发之日，那还不抽你鞭子？ 赵民 2003-4-30 16：38PM 煦煦阳光下 修身，齐家，管公司，治国，平天下 中国有句老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人要做人做事的目标，以及相互之间的顺序关系。 这句老话被文字记载和广泛传颂的大的时代背景是，中国过去5000多年的文明，均是出现在农业社会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已经演进到工业文明和逐步走进信息文明的今天，“公司”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我给这句话中加了三个字“管公司”，成为“修身，齐家，管公司，治国，平天下”。 中华文明中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个辉煌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今天所耳熟能详的诸多先哲的名著名篇，均出自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和英才。但由于历史发展的先天条件约束，春秋战国时代虽然也出了像《孙子兵法》这样的被今日全世界商界精英所推崇的谈战略战术的书，但企业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汪洋大作，终究是个大空白。 我们不能也无法苛求我们的先贤们，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公元1978年以后迄今的28年巨大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和变革，因为中国文明史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数字化管理结合下“杂交”而诞生的中国企业管理，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课题。 在中国谈企业管理，从来有两种角度，也构成了两个流派：一种角度是从中国人的群体文化特征出发，结合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即改革过程），把世界上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中积累下来的人类先进成果拿过来，应用到中国企业当中。这种角度，根本上还是立足中国的，是以中国为本的，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另外一种角度是从世界发达国家的人类先进成果出发，结合中国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全球经济融入的过程（即开放过程），根据中国人作为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应用到中国企业当中去。这种角度，根本上是立足世界的，是以世界为本的，以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为主体的。由于只有28年的历史，相当于一代企业家的职业生涯生命周期，所以，这两种流派还处于你争我夺，争着要证明自己优秀的“公司管理的春秋战国”时期。 但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哲学、思想学、军事学的巨著名篇一样，我们可以肯定，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公司管理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会逐渐诞生和终将出现中华文明的企业管理的巨著名篇。 作为中国第一代管理咨询的开拓者和创业者，正略钧策的顾问们是幸运的，因为在正略钧策过去15年的创业当中，我们不仅目睹了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和曲折，也亲身参与和推动了中国企业管理的进程和进步，同时还用心、用笔记录了中国企业管理工具、方法、体系、思想等发展变化中的一点一滴。 这本书，以及和这本书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系列的《正略钧策看XX》，就是这样一批人的所思所想所感所叹。 中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大权在握的帝皇将相，但除了为数极少的诸如秦皇汉武唐太宗宋太祖康熙乾隆，如今的中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几个还知道他们？但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她）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一定知道那些彪炳千秋的各种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旅行家、名医：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班固王羲之李白杜甫白居易王阳明徐霞客李时珍扁鹊华佗。所以，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角度看，做官不如做事。做大官未必芳泽后代、封妻荫子，还可能遗臭万年。而做大事，只要你做成“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么，你就能通过你的文字，影响后人，受到尊敬。 在中国近代史上，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可以把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观察分析： 1911年之前，是晋商，徽商，是胡雪岩，是盛宣怀，是招商局，是张裕。 1911年之后，是张骞，是“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是无锡荣家等民族企业。 1978年后，是海尔，联想，华为，万科等等。 但有多少大企业，在100年之后，1000年之后，留下了让后人泽被的影响社会进步的管理思想？所以，做企业家的一个悲剧是，只能在有生的30-50年对社会产生影响力。而做一个管理思想家，则可能影响300年、500年。 这就是，为什么从联想和华为身上根本看不到张骞和盛宣怀的企业管理思想，更不用说晋商和徽商的思想血脉。反倒是台湾作家高扬写的《胡雪岩》成了很多想做红顶商人的中国企业家一定要读的，而高扬写的，也不是胡雪岩的企业管理思想。 所以，如果我们回首百年，看看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当代中国历史，我们就能明白，当代的中国，不仅是产生伟大企业家和伟大企业的时代，同时也是产生伟大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巨著鸿篇的时代，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一定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土壤的。 赵民 于北郊 2006-10-5 下午16：28 挥笔完成于人生一个重要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