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根资本曾强老婆 曾强的探险精神



对于一个不通过秘书而直接与我们联系,并且用英文回复我们的采访邮件的企业老总——实华开电子商务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曾强,从一开始我就充满了好奇。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家,怎样的人?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在百度搜索栏内输入“曾强”二字,出乎意料的,从搜索结果中我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当在“曾强”后面加上“实华开”的限定词后,我的一部分疑问得到了解答,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曾强,1980年进入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1985-1987 清华经管学院硕士。同期,1986年-1987年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受教于北美经济学名流,1989年远赴加拿大求学,获多伦多大学金融经济硕士学位,并任加拿大大学助教,成为加拿大政府美加综合国力竞争项目负责人。1995年回国创办实华开通信有限公司,创建第一代中英文全球多媒体在线网,引起国际计算机界和商界的普遍关注。1996年,与联通成立合资公司——联通实华开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任股东及总经理。

翻开实华开的历史,你会发现很多个中国网络史上的第一:第一个在京城开设网络咖啡屋,第一个网上直播春节晚会,第一个网上直播中国网络计算机展览,第一个实现电子商务的网上支付,第一个在网上拍卖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第一个物联网联盟创办者,第一个传统媒体与私人企业合资成立的千龙网的共同创始人,第一个超过七年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企业家,第一个手机电影获奖导演……

如此耀眼的光环,使曾强一度成为媒体的座上客,频频出现在全球电视和全球纸媒上。但近些年来,有关曾强和实华开的消息越来越少,以致人们开始对“曾强”二字感到陌生。曾强“孤独”了许多。

从镁光灯下走到观众席中,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大众健忘,还是媒体喜新厌旧?抑或是曾强本人失去了吸引媒体、大众眼球的发光源?恐怕三者皆有,而最本质的当属实华开逐渐被边缘化的事实。曾经的行业领跑者为何会变得如此平庸,甚至消失在大众的视野?有人将之归因于新千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归因于整个世界对互联网热潮的逐渐消退。原因真的如此简单吗?可为何又有类似于阿里巴巴之类的互联网企业存活下来,并飞速发展呢?或许曾强在某次接受采访中说的话能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对创业探险的乐趣超过企业成功的乐趣,既具有前瞻性,又十分多变,有时候甚至是理想主义者。这些特点和一个真正企业家的做法是有冲突的,因为前瞻性往往会让人忽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易变的特点则不能将一件事情善始善终地做到底,而理想化的特点又往往会轻易地做出一些决策。”

可既然认识到了自身的缺点,或者说导致企业无法做大的原因,为何不对症下药,进而引领企业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呢?他似乎从未有过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与打算。他将CEO分为探险型、创业型、高速增长管理型和稳定守业型四种,并自豪地将自己归于第一种,即探险型CEO。在他看来,拥有财富与征服一件事截然不同,拥有财富表示物质上的满足,而开拓一个新领域,征服一个新事物则实现了精神的富足。他所喜好的是后者,不在乎结果,只在乎过程。但在一个以结果论成败,以金钱论成败的环境下,这样的理念能坚守多久?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他又能走多远?

采访在曾强的办公室进行,但让我们奇怪的是,在燕莎中心写字楼里,我们并未看见标有“实华开”字样的企业LOGO,相反“鑫根投资”四个字非常醒目。在他的名片上我们也未看到“实华开”的影子,而“北京鑫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的字样似乎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现在的身份。他放弃了互联网、电子商务,开始进军投资管理?答案是肯定的。他说,上一次经济危机造就了美国高盛,而这一次经济危机则是中国的机会,“我的目标就是实现从探险型创业者到务实性创业者的质变,打造世界性投行”。这样的豪言壮语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在实华开步入正轨后,曾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实华开将在全球设立办事处,将从国际采购扩大到国内采购,从而打造一个由国际买方驱动的B2B商务平台。

放弃实华开后的曾强缘何有这样一种底气,他的自信来自哪里?或许,这来自他一直备受媒体与业界称道的融资能力,来自他充分认识自己后,在人才安排上的各取所长。他说,企业的整个成长就是一个4×1的过程,早期创业是第一棒,管理是第二棒,在高速发展中进行更新换代是第三棒,成功实现实业与资本的对接则是第四棒。在过去,我四棒都跑,但这一次,我只跑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棒。我也会将已经成型的业务交给一个守业型的CEO,自己则去做开拓型的项目,从而保证公司主营方向不会因为我个人兴趣的转移而变动。对于鑫根投资的具体运营事宜,曾强不愿透漏,但从他针对自身问题而计划做出的调整中,我们似乎能够望见某种力量正喷薄而出。

这一次,他似乎是轻装上阵了。

拥有财富与征服一件事不太一样

亚布力观点:前面我们采访了很多企业家,我们发现他们的思维都与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陈东升。现在我们希望多了解一些具有国际化背景,或者新经济视野的企业家,想知道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理解与看法,比如说您。

    曾强:其实我跟东升也算是同时代的人,只是由于六四以后,我跑到西方接受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筛选,从而出现了一个断代。

    亚布力观点:正因为这样,他受的传统教育会多一些,而你就相对应要少一些,这样你们的知识结构会有所不同,思考或看待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曾强:我的知识结构比较复杂,通过数学竞赛直接读高中,中间没上初中。这一点跟东升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们可能都是77、78年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烙印之后,再去奔波,再去从事创业。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正好上小学,那个时候还在以不学习为学习,以在社会中混为社会实践。所以我们的知识结构从一开始就跟现代的教学方法完全不一样,不学习,而是成天参与一些打架斗殴。所以,在上初中以前,我们没有受过任何传统的中国式教育,而所谓的教育也只是在社会上瞎混。但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又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像我初中在师大附中,然后去清华、北大、人大,最后还去了北美和加拿大,所接受的教育也是最先进、最系统的数学教育。    

但我始终觉得,人在15岁以前接受的教育,往往会决定他一生的性格。在15岁之前,我们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反动的、革命的,因此我们一生的性格就是四海为家,去全世界最没钱,甚至硝烟弥漫的地方,觉得这种越是没钱,没亲戚朋友的地方我们越能如鱼得水,在未来也越是有着更多可能。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坦然地面对与接受了后来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在这一断代层上努力攀岩,从而接受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

    亚布力观点:在学生时代,您主攻的是数学,但后来您从事的工作更多地是与电子商务、互联网、投资等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鑫根资本曾强老婆 曾强的探险精神
    曾强:数学只是一个工具,后来我对物理、哲学等都非常感兴趣,也写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中国的第一本电子商务书就是我写的。所以,在知识结构上,我更多地集中于新技术与跨国融资。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我曾帮助几个中国公司进行融资,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跨国融资,什么是跨国交易,什么是跨国并购。回国以后,觉得互联网很新鲜,就开始在这方面着力。

亚布力观点: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像您这样的清华毕业生都比较讲究实用吗?比如我见过的汪潮涌。但陈东升他们则更关注一些宏大的问题,比如国家、体制。    

曾强:东升他们可能更多地关注民生、国家、责任,而我们则更多地关注创业本身。我们将创业当成一种探险,因此我对自己的定义是探险者,而东升他们则是拥有者。探险者所热衷的是对一些新行业、新领域的开拓,但这不一定体现在财富的积累上。

    亚布力观点: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你们也是有区别的。清华的校训中,首先强调听话,然后是出活儿。您觉得您是一个听话的人吗?

    曾强:我不是。84年,我曾获清华年度论文一等奖,当时的颁奖典礼我就没有参加,而是去谈其他的事了。所以,从骨子里我是一个挺反叛的人,相当反叛。

    亚布力观点:我看您这个范儿不太像清华毕业的。

曾强:有点。有一次上英文节目,就有记者跟我说:看你的样子,就不像是会讲英文的人。我想,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接受什么基础教育,考上高中后才接受正规的教育,因此一些好学生必须具备的外表和思维方式我都没有。

    亚布力观点:在一些访谈中您曾经提到过金观涛,从他那里您学到了什么?

曾强: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因为他总用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去思考比如社会变迁的问题,这一点无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历史的角度来讲,都让人受益匪浅。他们那一代人,社会经历丰富,或许正因为这,他们在为人处事和社会责任的承担上显得比我们沉重,但这也是他们中一批人下海的优势。比如企业在创办初期,除有商业模型、资金、技术团队外,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要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打交道,获取他们的资源,这里需要相当高的技巧。同时,他还要与社会各个阶层中与自己相关的部门或人打交道,在内部则要凝聚团队,而这都需要具备很强的社会知识。在这方面,东升他们做得非常好。而我则刚好相反,在中国我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如出版我国的第一本电子商务书、开我国的第一个网吧、开我国的第一个网站、拍摄我国的第一部手机电影,在做跨国并购的时候,也获得了大量融资。但我却没能长期关注于一件事,并将之做强、做大,而是玩其他的事去了。究其原因,我觉得是因为自己认为拥有财富与征服一件事不太一样。当然,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但对他们来说,守住商业本身才是强项,才是关注点。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所做出的选择也就不同,而我更倾向于探险与生活的享受。

亚布力观点:这之间的差别,与一个城市的性质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北京本土的企业家,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王朔的感觉,喜欢玩,看重个人体验,也不那么斤斤计较。

曾强:但就做生意而言,有时候就必须斤斤计较,就必须有进钱,有出钱,还有省钱。我进钱挺多,但出钱也多,所以就没省钱。

    亚布力观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的企业需要分很多精力去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需要在各个层面与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对此,您怎么看?

曾强:这并不是我个人所喜欢的方式。尽管我也曾是政府官员,曾在发改委任职,但对这种通过权力来获取利润以及由金钱腐蚀权力所带来的腐败,我一直比较抵触,在短期与我的个人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在融资过程中,我没从政府那儿拿过一分钱,也没从中国银行那儿拿过一分钱,我的融资对象全来自国外。这其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

    亚布力观点: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是因为您对国外的公司比较了解。大家知道,在国外,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它们与政府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不像中国企业那样,只有依靠政府才能存活。

    曾强:对。回看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权力和皇权为主导的国家。在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场与权力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较量。但对我们来说,从49年一直到78年,我们所实施的体制压制了这些非权力的市场力量。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金钱具有了与权力同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而这一力量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改革。

    在这个行程当中,亚洲出现了三种改革模式:一种类似于日本,通过战争完成体制改革。比如麦克阿瑟利用刺刀,一步到位实现了日本的民主,使日本一夜之间从传统朝和时代的东亚文化变成了现代的西方文化。这一变革是刺刀架在天皇的脑袋上完成的,它造就了一代日本企业的兴起,如索尼、松下,促使了日本战后的起飞。韩国则采用了另一种模式,那就是通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成功实现了权力与金钱的对接。这一行为的结果往往是他们因腐败入狱,或者自杀身亡,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整个国家的市场化。还有一个模式就类似于俄罗斯。叶利钦在位时,利用职权让女儿与外国企业、金融寡头合作,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当普京要上台时,叶利钦用支持换得自己及家人的安全。这一位置的变换完成了集权社会主义向市场化的过渡,而这个过渡利用了权力之间的君子之交。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在这三种模式当中,中国所走的路应该介于这三种模式的后两者之间,并且更倾向于韩国模式。比如我们早期的康华,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力量,但它的形成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是权力所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了于己于国都有益的事情。他们用手中的权力换取了金钱,换取了心惊肉跳,也换取了市场化。这也是企业“原罪”存在的原因。但现实是,如果没有这些“原罪”的发明者与执行者,中国一代企业家的成长与崛起根本不太可能,这是一个社会从集权国家向市场化过渡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俄罗斯式的,还是韩国式的,抑或是日本式的?

    亚布力观点:采用日本模式的可能性不大。

    曾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的这种特殊模式。在中国模式中,它希望运用党性,运用人生来具有的自立,让拥有权力的人看着别人发财,而自己不收取任何东西。在过去,这或许能成功,但现在……。

    亚布力观点:看着别人发财而自己不为所动,现在这种人几乎不存在。

    曾强: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转轨时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想在几十年里实现别人通过几百年努力而取得的成就,可能性并不大。但在中国社会,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保证一个执政党长期执政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因素是什么?对此的研究如果形成理论,我相信一定会获诺贝尔奖。

    最近,我正资助清华做一件事,就是运用三元模型去研究中国改革30年所取得的成就。这个三元模型中,第一元是时间轴,什么时候干什么事,从次序上来讲,是先公司,然后再城市,最后国际化;第二元是空间轴,先设立试点,如深圳,然后向其他项目推广。第三元是纵轴,就是我们的体制。这三个轴的改革就共同形成了一个三维结构,通过这个结构我们回过头来看30年改革,会发现,这30年中,我们没有犯过大的错误,比如农村改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走苏联模式,先对城市进行改革,而没有开展深圳城市改革试点与凤阳农村改革试点的工作,没有建立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那我们的改革也很可能走向失败。在所有制改革上,渐进的改革方式也保证了我们改革的成功。所以在这三维当中,我们的每一步都走得比较稳,这应该归功于87年到89年的那一帮人所做的事情,中国改革30年实际上没有超出过当时的思路。

    亚布力观点:实际上,当年所提出来的一些想法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完成。

曾强:所以,我始终认为,中国改革真正的领导者是邓小平,CEO是赵紫阳,而真正设计这个改革思路的则是CEO的助手们。

国际化、信息化以及市场化改变中国

    亚布力观点:那在具体的电子商务层面,您作为最早的涉猎者,您怎么描述中国电子商务的现貌?

    曾强:当今中国的电子商务,马云当然是一家独秀,无论是B2B,还是C2C,他都是最成功的。但我觉得,下一步电子商务中会出现B2C的方式,这会是挑战阿里巴巴的一支未来力量。10年前我做电子商务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成熟,支付有问题、网速有问题、用户习惯有问题,另外厂家供货的诚信也有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开始做电子商务就等于是用自己的钱来教育这个社会,可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这杯水洒下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到目前为止,我做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包括开网吧、建网站,中国新经济中几个比较领先企业的融资我也都涉足过,包括最初的瀛海威。

    亚布力观点:张树新的瀛海威?

    曾强:是的。所以,应该说她也是一个早期在中国普及互联网知识的启蒙者。其实,到后来,她都还有机会再创业,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商业模型有很多,互联网的发展也才刚刚开始。如果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比作万米长跑的话,应该说我们才跑了1000米。

    亚布力观点:当时的瀛海威应该还没跑1000米。

    曾强:也就跑了100米,现在的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应该说跑了后来的900米。当年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犯了很多错误:第一,介入的时间太早,教育成本太高;第二,从商业模型来讲,聘用了太多外国人;第三,管理本身的失败,因为我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本性上就不太适合做管理,而更适合做那种充满冒险与刺激的早期创始人的工作。实际上,企业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一个4×1过程,早期创业是第一棒,管理是第二棒,在高速发展中进行更新换代是第三棒,成功实现实业与资本的对接是第四棒。而在现实中,我总是将这四棒一起弄,而这也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正在做了一个新的世界性投行,主要业务是做跨国并购。在美国,上一次经济危机造就了高盛这样的世界投行,而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中国如果崛起的话,也应该产生类似的投行,这是我们的机会。

    亚布力观点:在未来,电子商务会是一个什么境况? 

    曾强:当年做电子商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挖来的矿石变成商品,然后再将这些商品卖到客户手里,从而实现良性循环。今天,在电子商务这座巨大的金矿中,水平的B2B应该说是阿里巴巴一家独大,纵向上则是百花齐放,每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在C2C中,淘宝和ebay比较成功,但在未来,一些专业性强的企业也会出现。B2C则刚刚开始,今后有可能会产生比阿里巴巴更大的公司来做电子商务,采取B2C的模型。但当G2B、D2D,D2C正式介入之后,电子商务行业又将开始新一轮的洗牌。

    亚布力观点: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平台,在马云眼里,它只是一个商务平台,但在我看来,它更多的是一种信息的流通与人的自由思考。

曾强:是这样的。89年,当坦克从天安门前隆隆驶过的时候,德国柏林墙一夜坍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实际上就是信息化的作用。在信息领域,东德与西德之间没有柏林墙,他们听同样的新闻,看同样的电视,并通过媒体了解对方的情况。正是在这种互相了解之后,德国人与生俱来的民族感被激发,而柏林墙也就在这种民族感前一夜坍塌。这种坍塌没有任何军事与战争的元素,完全是信息化带来的结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信息化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的主要力量,对中国而言,信息化也将成为我们最引擎的力量。而当社会实现充分信息化的时候,权力所带来的腐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公平性就会减少。

    亚布力观点:田溯宁就经常强调一点:技术改变中国。

    曾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人说教育改变中国,有人说技术改变中国,而我则认为渐变改变中国,中国渐渐但稳健的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质变内核,中国与苏联不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可能一夜成就,需要指引与疏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平衡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巨变。在渐变的60年中,前三十年是资源国有化,后三十年是资源市场化,未来三十年是资源全球化。

    亚布力观点:只有做好了国际化、信息化与市场化,中国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地发展。如今,国家基本上在按照这个路子走,但三者之间,市场化仍然滞后,政府依然在操控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从过去到现在,尤其是经济危机出现以后,政府的主导力量为什么更强了?

    曾强:在去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与78年改革思路相反复的现象。

    亚布力观点:退回去了。

曾强:这种思路的回流主要以下面几件事为标志:首先,出台《劳动合同法》。这部《劳动合同法》是照搬瑞典的劳动合同法,它的出台加剧了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冲突,导致出现“皮之不在,毛将焉附”的局面,大量劳资纠纷涌现,失业人数激增,进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阴霾。其次,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出口型企业为中国创造出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但去年国家对出口型企业采取了不公平的政策。是这样出口企业的每一分血汗钱换得了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今天它们受危机冲突,为何不救救他们?再次,在中国对企业主在税收、市场、工商的过重压力。在这种思路的回流中,中国私营企业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市场容量缩小、民间资本减少、创新力降低。正在这个时候,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

    亚布力观点:所以政府只能这么撑着。

    曾强:国家巨资救市、救增长并没有带动社会资本跟进。分析一下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会发现,依靠政府所拉动的数字与依靠社会拉动的数字之间无法形成比例。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会酿成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中坏账的增加,因为现在的贷款对象都是一些国有企业可做可不做的项目。    这些项目一旦上马,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腐败,二是大量资金的无效使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充裕的国有企业资金开始非理性地进入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北京地王、上海地王的出现就是一个现实的证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逐渐消除了国有企业的坏账,但现在我们正在扩大坏账增加的可能,并用这种可能粉饰了一个短期的经济的繁荣,但是这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将在今后两年后显现。

    亚布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政府的这些行为是很短视的一种做法。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而金融危机应该是中国实现转型的最佳时机,可是我们的政府似乎并没有考虑转型,对此您怎么想?

曾强:对中国来说,人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未来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可在现实面前,为了尽快渡过这次危机,并将损失程度降到最低,政府加大了投资力度,希望以此拉动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一些本质的长期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的思路比中国强。大家知道,新能源的发展与利用是国际趋势,这里没有“要发展”与“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早发展”与“晚发展”的问题。于是奥巴马抓住这个契机,在上台之后就力推新能源政策,确定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希望用新能源来振兴美国经济。

回看美国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任总统上台后都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关注点。如克林顿上台后,就提出了一个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在这一概念的推动下,美国出现了经济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经济繁荣期。为什么呢?因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将全世界的财富吸向美国,从而创造美国历史上最高财政盈余的记录。布什上台之后,提出了一个轴心理论。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增强美国的实力,相反从主观上毁掉了美国,从客观上帮助了中国。我始终认为,中国这10年的起飞,在国际上主要受益于两个人:布什与本拉登,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帮忙,中国不可能赢得这么好的发展。

    但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自身实力的增强,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在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负责人会晤中我提出了一个绿色GDP的项目,叫“绿色创想”,就是我认为,对一个城市的研究与考核,除了关注GDP的政治考核指标以外,我们还应该关注环境方面的因素,应该实行绿色GDP的考核。同时,这个指标也适合对政府官员与企业的考核。对政府官员来说,一年当中解决了多少污染源,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占比多少等都成为绿色GDP的考核指标。而对企业来说,一年中对所在城市绿色GDP的贡献是正值还是负值,节能减排的情况如何等就成为考核指标。

亚布力观点:我们在采访刘晓光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个话题,他认为美国人又先一步制定了一个绿色的、经济的全球新标准,而中国依然充当着追赶者的角色。    

曾强:这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同时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危机之后,德国一家企业急需资金,而我们通过提供资金获得了他们的一项技术,就是将海水转变为淡水。在世界水总量中,淡水占1%,海水占97%,地下水占2%。可如果我们拥有将海水变成淡水的技术,那我们就可以有很多联想。比如南沙群岛可能会变成一个淡水最多的地方,沿海干枯的草地则可能变成高尔夫球场。同时,国家也就可能放开对水价的管制,由现在国家对饮用水进行补贴,变成完全的市场化。

“以夷制夷”是国际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亚布力观点:在这场经济危机后,您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用1000亿的外汇储备去抄底美国的科技企业。

    曾强: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因为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公司纷纷倒闭,大量优质资产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手,这时我们利用手中的外汇储备抄底,我觉得是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带来今后3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方式与途径。实际上,回溯美国历史,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起飞所依靠的并非是它本身经济的发展,而是利用了二战后战胜国的地位和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从而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和技术涌入美国,为美国经济的腾飞服务。美国军事实力的突飞猛进,依靠的也是二战中对他国知识产权、技术和人才的掠夺。所以一个社会的进步,依靠的实际上是两个隐性的翅膀,一个是资本的流动,一个是人才的流动。如果利用好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导世界资本流入中国,同时将世界性人才留在中国,那这将是中国的成功。

    亚布力观点:用1000亿去海外抄底,这个抄底的主体是谁?政府吗?如果真这样做了,以后的产权问题怎么解决? 

    曾强:我们到海外抄底有两种做法:一是通过主权基金。它的职责就是将一部分外汇储备作为资金,进而去海外投资,比如投资黑石、摩根。二是通过私募基金。具体做法就是将这1000亿分散给私募基金,然后由私募基金进行海外抄底。这里我们需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实现了经济起飞,于是开始进行海外抄底。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出现了农民式的冲动,在不顾自身能力的情况下,购买了很多优质资产,可又在不恰当的时机,将之低价转让。总而言之,日本在海外抄底的过程中,做错了两件事:一是抄底的价格太高,一是没有坚持到底,在不恰当的时机转让资产。而这也注定了日本海外抄底的失败。所以,这次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要想海外抄底取得成效,我认为有两点:首先,最好的抄底时间是现在;其次,在抄底完成后,利用“以夷制夷”的方法实现资产升值。

    亚布力观点:我明白您的意思。最后,我们来点评一下几个比较知名的企业家。对于企业家的划分,陈东升有一个著名的三代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有王石、张瑞敏和柳传志。您怎么评价这几个人?

    曾强:我觉得,王石是一个生活的很明白也同时善于做公司治理的企业家,他能将个人兴趣爱好与企业品牌很好地结合起来。柳传志则是负有太多历史重负的“教父”式企业家。张瑞敏是中国海外国际化很成功的实干家。那个时代下,由共产党的思想、组织的智慧和中关村早期企业创业者的智慧共同培养出的一代人。经过20余年的发展,联想已成功进入世界500强,产权也越来越清晰,这都有老柳的一份功劳。但在近几年的国际化过程中,有一点我不太认同,那就是过分的强调“以我制夷”,而不是“以夷制夷”。

    亚布力观点:也就是说要实行拿来主义,不要自己折腾。那第二代中的陈东升、冯仑、潘石屹呢?

曾强:东升骨子里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情商极高的大哥,富有理想,同时还是一个销售天才,在各种关系的处理上也是游刃有余。他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他的才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行业。相反,冯仑并不像一个商人,如果有机会让他参加民主竞选的话,我觉得他胜出的机会可能更多。潘石屹则是一个善于将品牌宣传与个人炒作相结合的企业家,但就目前他所经营企业的规模来看,它的区域性依然很强。在中国,这些人都是重量级的企业家,但要与世界级企业家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亚布力观点:那你们这些人,像马云、张朝阳呢?

    曾强: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新兴行业。如马云,他的商业模型非常国际化,这让他具有了走向国际的可能。当然,张朝阳做得也很成功,但他的模型仍然稍显区域化。只是希望马云身体好一点,朝阳孩子多一点。

    亚布力观点:陈天桥呢?

曾强:单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也是一个有所成就的人。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认太多少年的玩游戏,这是一件很伤祖的事情,与我的价值观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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