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一个不通过秘书而直接与我们联系，并且用英文回复我们的采访邮件的企业老总——实华开电子商务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曾强，从一开始我就充满了好奇。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家，怎样的人？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在百度搜索栏内输入“曾强”二字，出乎意料的，从搜索结果中我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当在“曾强”后面加上“实华开”的限定词后，我的一部分疑问得到了解答，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曾强，1980年进入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1985-1987 清华经管学院硕士。同期，1986年-1987年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受教于北美经济学名流，1989年远赴加拿大求学，获多伦多大学金融经济硕士学位，并任加拿大大学助教，成为加拿大政府美加综合国力竞争项目负责人。1995年回国创办实华开通信有限公司，创建第一代中英文全球多媒体在线网，引起国际计算机界和商界的普遍关注。1996年，与联通成立合资公司——联通实华开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任股东及总经理。 翻开实华开的历史，你会发现很多个中国网络史上的第一：第一个在京城开设网络咖啡屋，第一个网上直播春节晚会，第一个网上直播中国网络计算机展览，第一个实现电子商务的网上支付，第一个在网上拍卖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第一个物联网联盟创办者，第一个传统媒体与私人企业合资成立的千龙网的共同创始人，第一个超过七年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企业家，第一个手机电影获奖导演…… 如此耀眼的光环，使曾强一度成为媒体的座上客，频频出现在全球电视和全球纸媒上。但近些年来，有关曾强和实华开的消息越来越少，以致人们开始对“曾强”二字感到陌生。曾强“孤独”了许多。 从镁光灯下走到观众席中，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大众健忘，还是媒体喜新厌旧？抑或是曾强本人失去了吸引媒体、大众眼球的发光源？恐怕三者皆有，而最本质的当属实华开逐渐被边缘化的事实。曾经的行业领跑者为何会变得如此平庸，甚至消失在大众的视野？有人将之归因于新千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归因于整个世界对互联网热潮的逐渐消退。原因真的如此简单吗？可为何又有类似于阿里巴巴之类的互联网企业存活下来，并飞速发展呢？或许曾强在某次接受采访中说的话能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对创业探险的乐趣超过企业成功的乐趣，既具有前瞻性，又十分多变，有时候甚至是理想主义者。这些特点和一个真正企业家的做法是有冲突的，因为前瞻性往往会让人忽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易变的特点则不能将一件事情善始善终地做到底，而理想化的特点又往往会轻易地做出一些决策。” 可既然认识到了自身的缺点，或者说导致企业无法做大的原因，为何不对症下药，进而引领企业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呢？他似乎从未有过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与打算。他将CEO分为探险型、创业型、高速增长管理型和稳定守业型四种，并自豪地将自己归于第一种，即探险型CEO。在他看来，拥有财富与征服一件事截然不同，拥有财富表示物质上的满足，而开拓一个新领域，征服一个新事物则实现了精神的富足。他所喜好的是后者，不在乎结果，只在乎过程。但在一个以结果论成败，以金钱论成败的环境下，这样的理念能坚守多久？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他又能走多远？ 采访在曾强的办公室进行，但让我们奇怪的是，在燕莎中心写字楼里，我们并未看见标有“实华开”字样的企业LOGO，相反“鑫根投资”四个字非常醒目。在他的名片上我们也未看到“实华开”的影子，而“北京鑫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的字样似乎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现在的身份。他放弃了互联网、电子商务，开始进军投资管理？答案是肯定的。他说，上一次经济危机造就了美国高盛，而这一次经济危机则是中国的机会，“我的目标就是实现从探险型创业者到务实性创业者的质变，打造世界性投行”。这样的豪言壮语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在实华开步入正轨后，曾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实华开将在全球设立办事处，将从国际采购扩大到国内采购，从而打造一个由国际买方驱动的Ｂ２Ｂ商务平台。 放弃实华开后的曾强缘何有这样一种底气，他的自信来自哪里？或许，这来自他一直备受媒体与业界称道的融资能力，来自他充分认识自己后，在人才安排上的各取所长。他说，企业的整个成长就是一个4×1的过程，早期创业是第一棒，管理是第二棒，在高速发展中进行更新换代是第三棒，成功实现实业与资本的对接则是第四棒。在过去，我四棒都跑，但这一次，我只跑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棒。我也会将已经成型的业务交给一个守业型的CEO,自己则去做开拓型的项目，从而保证公司主营方向不会因为我个人兴趣的转移而变动。对于鑫根投资的具体运营事宜，曾强不愿透漏，但从他针对自身问题而计划做出的调整中，我们似乎能够望见某种力量正喷薄而出。 这一次，他似乎是轻装上阵了。 拥有财富与征服一件事不太一样 亚布力观点：前面我们采访了很多企业家，我们发现他们的思维都与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陈东升。现在我们希望多了解一些具有国际化背景，或者新经济视野的企业家，想知道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理解与看法，比如说您。 曾强：其实我跟东升也算是同时代的人，只是由于六四以后，我跑到西方接受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筛选，从而出现了一个断代。 亚布力观点：正因为这样，他受的传统教育会多一些，而你就相对应要少一些，这样你们的知识结构会有所不同，思考或看待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曾强：我的知识结构比较复杂，通过数学竞赛直接读高中，中间没上初中。这一点跟东升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们可能都是77、78年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烙印之后，再去奔波，再去从事创业。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正好上小学，那个时候还在以不学习为学习，以在社会中混为社会实践。所以我们的知识结构从一开始就跟现代的教学方法完全不一样，不学习，而是成天参与一些打架斗殴。所以，在上初中以前，我们没有受过任何传统的中国式教育，而所谓的教育也只是在社会上瞎混。但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又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像我初中在师大附中，然后去清华、北大、人大，最后还去了北美和加拿大，所接受的教育也是最先进、最系统的数学教育。 但我始终觉得，人在15岁以前接受的教育，往往会决定他一生的性格。在15岁之前，我们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反动的、革命的，因此我们一生的性格就是四海为家，去全世界最没钱，甚至硝烟弥漫的地方，觉得这种越是没钱，没亲戚朋友的地方我们越能如鱼得水，在未来也越是有着更多可能。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坦然地面对与接受了后来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在这一断代层上努力攀岩，从而接受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 亚布力观点：在学生时代，您主攻的是数学，但后来您从事的工作更多地是与电子商务、互联网、投资等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曾强：数学只是一个工具，后来我对物理、哲学等都非常感兴趣，也写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中国的第一本电子商务书就是我写的。所以，在知识结构上，我更多地集中于新技术与跨国融资。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我曾帮助几个中国公司进行融资，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跨国融资，什么是跨国交易，什么是跨国并购。回国以后，觉得互联网很新鲜，就开始在这方面着力。 亚布力观点：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像您这样的清华毕业生都比较讲究实用吗？比如我见过的汪潮涌。但陈东升他们则更关注一些宏大的问题，比如国家、体制。 曾强：东升他们可能更多地关注民生、国家、责任，而我们则更多地关注创业本身。我们将创业当成一种探险，因此我对自己的定义是探险者，而东升他们则是拥有者。探险者所热衷的是对一些新行业、新领域的开拓，但这不一定体现在财富的积累上。 亚布力观点：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你们也是有区别的。清华的校训中，首先强调听话，然后是出活儿。您觉得您是一个听话的人吗？ 曾强：我不是。84年，我曾获清华年度论文一等奖，当时的颁奖典礼我就没有参加，而是去谈其他的事了。所以，从骨子里我是一个挺反叛的人，相当反叛。 亚布力观点：我看您这个范儿不太像清华毕业的。 曾强：有点。有一次上英文节目，就有记者跟我说：看你的样子，就不像是会讲英文的人。我想，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接受什么基础教育，考上高中后才接受正规的教育，因此一些好学生必须具备的外表和思维方式我都没有。 亚布力观点：在一些访谈中您曾经提到过金观涛，从他那里您学到了什么？ 曾强：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因为他总用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去思考比如社会变迁的问题，这一点无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历史的角度来讲，都让人受益匪浅。他们那一代人，社会经历丰富，或许正因为这，他们在为人处事和社会责任的承担上显得比我们沉重，但这也是他们中一批人下海的优势。比如企业在创办初期，除有商业模型、资金、技术团队外，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要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打交道，获取他们的资源，这里需要相当高的技巧。同时，他还要与社会各个阶层中与自己相关的部门或人打交道，在内部则要凝聚团队，而这都需要具备很强的社会知识。在这方面，东升他们做得非常好。而我则刚好相反，在中国我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如出版我国的第一本电子商务书、开我国的第一个网吧、开我国的第一个网站、拍摄我国的第一部手机电影，在做跨国并购的时候，也获得了大量融资。但我却没能长期关注于一件事，并将之做强、做大，而是玩其他的事去了。究其原因，我觉得是因为自己认为拥有财富与征服一件事不太一样。当然，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但对他们来说，守住商业本身才是强项，才是关注点。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所做出的选择也就不同，而我更倾向于探险与生活的享受。 亚布力观点：这之间的差别，与一个城市的性质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北京本土的企业家，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王朔的感觉，喜欢玩，看重个人体验，也不那么斤斤计较。 曾强：但就做生意而言，有时候就必须斤斤计较，就必须有进钱，有出钱，还有省钱。我进钱挺多，但出钱也多，所以就没省钱。 亚布力观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的企业需要分很多精力去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需要在各个层面与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对此，您怎么看？ 曾强：这并不是我个人所喜欢的方式。尽管我也曾是政府官员，曾在发改委任职，但对这种通过权力来获取利润以及由金钱腐蚀权力所带来的腐败，我一直比较抵触，在短期与我的个人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在融资过程中，我没从政府那儿拿过一分钱，也没从中国银行那儿拿过一分钱，我的融资对象全来自国外。这其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 亚布力观点：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是因为您对国外的公司比较了解。大家知道，在国外，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它们与政府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不像中国企业那样，只有依靠政府才能存活。 曾强：对。回看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权力和皇权为主导的国家。在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场与权力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较量。但对我们来说，从49年一直到78年，我们所实施的体制压制了这些非权力的市场力量。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金钱具有了与权力同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而这一力量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改革。 在这个行程当中，亚洲出现了三种改革模式：一种类似于日本，通过战争完成体制改革。比如麦克阿瑟利用刺刀，一步到位实现了日本的民主，使日本一夜之间从传统朝和时代的东亚文化变成了现代的西方文化。这一变革是刺刀架在天皇的脑袋上完成的，它造就了一代日本企业的兴起，如索尼、松下，促使了日本战后的起飞。韩国则采用了另一种模式，那就是通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成功实现了权力与金钱的对接。这一行为的结果往往是他们因腐败入狱，或者自杀身亡，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整个国家的市场化。还有一个模式就类似于俄罗斯。叶利钦在位时，利用职权让女儿与外国企业、金融寡头合作，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当普京要上台时，叶利钦用支持换得自己及家人的安全。这一位置的变换完成了集权社会主义向市场化的过渡，而这个过渡利用了权力之间的君子之交。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在这三种模式当中，中国所走的路应该介于这三种模式的后两者之间，并且更倾向于韩国模式。比如我们早期的康华，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力量，但它的形成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是权力所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了于己于国都有益的事情。他们用手中的权力换取了金钱，换取了心惊肉跳，也换取了市场化。这也是企业“原罪”存在的原因。但现实是，如果没有这些“原罪”的发明者与执行者，中国一代企业家的成长与崛起根本不太可能，这是一个社会从集权国家向市场化过渡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俄罗斯式的，还是韩国式的，抑或是日本式的？ 亚布力观点：采用日本模式的可能性不大。 曾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的这种特殊模式。在中国模式中，它希望运用党性，运用人生来具有的自立，让拥有权力的人看着别人发财，而自己不收取任何东西。在过去，这或许能成功，但现在……。 亚布力观点：看着别人发财而自己不为所动，现在这种人几乎不存在。 曾强：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转轨时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想在几十年里实现别人通过几百年努力而取得的成就，可能性并不大。但在中国社会，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保证一个执政党长期执政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因素是什么？对此的研究如果形成理论，我相信一定会获诺贝尔奖。 最近，我正资助清华做一件事，就是运用三元模型去研究中国改革30年所取得的成就。这个三元模型中，第一元是时间轴，什么时候干什么事，从次序上来讲，是先公司，然后再城市，最后国际化；第二元是空间轴，先设立试点，如深圳，然后向其他项目推广。第三元是纵轴，就是我们的体制。这三个轴的改革就共同形成了一个三维结构，通过这个结构我们回过头来看30年改革，会发现，这30年中，我们没有犯过大的错误，比如农村改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走苏联模式，先对城市进行改革，而没有开展深圳城市改革试点与凤阳农村改革试点的工作，没有建立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那我们的改革也很可能走向失败。在所有制改革上，渐进的改革方式也保证了我们改革的成功。所以在这三维当中，我们的每一步都走得比较稳，这应该归功于87年到89年的那一帮人所做的事情，中国改革30年实际上没有超出过当时的思路。 亚布力观点：实际上，当年所提出来的一些想法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完成。 曾强：所以，我始终认为，中国改革真正的领导者是邓小平，CEO是赵紫阳，而真正设计这个改革思路的则是CEO的助手们。 国际化、信息化以及市场化改变中国 亚布力观点：那在具体的电子商务层面，您作为最早的涉猎者，您怎么描述中国电子商务的现貌？ 曾强：当今中国的电子商务，马云当然是一家独秀，无论是B2B，还是C2C，他都是最成功的。但我觉得，下一步电子商务中会出现B2C的方式，这会是挑战阿里巴巴的一支未来力量。10年前我做电子商务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成熟，支付有问题、网速有问题、用户习惯有问题，另外厂家供货的诚信也有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开始做电子商务就等于是用自己的钱来教育这个社会，可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这杯水洒下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到目前为止，我做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包括开网吧、建网站，中国新经济中几个比较领先企业的融资我也都涉足过，包括最初的瀛海威。 亚布力观点：张树新的瀛海威？ 曾强：是的。所以，应该说她也是一个早期在中国普及互联网知识的启蒙者。其实，到后来，她都还有机会再创业，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商业模型有很多，互联网的发展也才刚刚开始。如果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比作万米长跑的话，应该说我们才跑了1000米。 亚布力观点：当时的瀛海威应该还没跑1000米。 曾强：也就跑了100米，现在的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应该说跑了后来的900米。当年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犯了很多错误：第一，介入的时间太早，教育成本太高；第二，从商业模型来讲，聘用了太多外国人；第三，管理本身的失败，因为我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本性上就不太适合做管理，而更适合做那种充满冒险与刺激的早期创始人的工作。实际上，企业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一个4×1过程，早期创业是第一棒，管理是第二棒，在高速发展中进行更新换代是第三棒，成功实现实业与资本的对接是第四棒。而在现实中，我总是将这四棒一起弄，而这也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正在做了一个新的世界性投行，主要业务是做跨国并购。在美国，上一次经济危机造就了高盛这样的世界投行，而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中国如果崛起的话，也应该产生类似的投行，这是我们的机会。 亚布力观点：在未来，电子商务会是一个什么境况？ 曾强：当年做电子商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挖来的矿石变成商品，然后再将这些商品卖到客户手里，从而实现良性循环。今天，在电子商务这座巨大的金矿中，水平的B2B应该说是阿里巴巴一家独大，纵向上则是百花齐放，每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在C2C中，淘宝和ebay比较成功，但在未来，一些专业性强的企业也会出现。B2C则刚刚开始，今后有可能会产生比阿里巴巴更大的公司来做电子商务，采取B2C的模型。但当G2B、D2D，D2C正式介入之后，电子商务行业又将开始新一轮的洗牌。 亚布力观点：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平台，在马云眼里，它只是一个商务平台，但在我看来，它更多的是一种信息的流通与人的自由思考。 曾强：是这样的。89年，当坦克从天安门前隆隆驶过的时候，德国柏林墙一夜坍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实际上就是信息化的作用。在信息领域，东德与西德之间没有柏林墙，他们听同样的新闻，看同样的电视，并通过媒体了解对方的情况。正是在这种互相了解之后，德国人与生俱来的民族感被激发，而柏林墙也就在这种民族感前一夜坍塌。这种坍塌没有任何军事与战争的元素，完全是信息化带来的结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信息化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的主要力量，对中国而言，信息化也将成为我们最引擎的力量。而当社会实现充分信息化的时候，权力所带来的腐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公平性就会减少。 亚布力观点：田溯宁就经常强调一点：技术改变中国。 曾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人说教育改变中国，有人说技术改变中国，而我则认为渐变改变中国，中国渐渐但稳健的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质变内核，中国与苏联不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可能一夜成就，需要指引与疏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平衡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巨变。在渐变的60年中，前三十年是资源国有化，后三十年是资源市场化，未来三十年是资源全球化。 亚布力观点：只有做好了国际化、信息化与市场化，中国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地发展。如今，国家基本上在按照这个路子走，但三者之间，市场化仍然滞后，政府依然在操控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从过去到现在，尤其是经济危机出现以后，政府的主导力量为什么更强了？ 曾强：在去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与78年改革思路相反复的现象。 亚布力观点：退回去了。 曾强：这种思路的回流主要以下面几件事为标志：首先，出台《劳动合同法》。这部《劳动合同法》是照搬瑞典的劳动合同法，它的出台加剧了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冲突，导致出现“皮之不在，毛将焉附”的局面，大量劳资纠纷涌现，失业人数激增，进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阴霾。其次，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出口型企业为中国创造出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但去年国家对出口型企业采取了不公平的政策。是这样出口企业的每一分血汗钱换得了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今天它们受危机冲突，为何不救救他们？再次，在中国对企业主在税收、市场、工商的过重压力。在这种思路的回流中，中国私营企业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市场容量缩小、民间资本减少、创新力降低。正在这个时候，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 亚布力观点：所以政府只能这么撑着。 曾强：国家巨资救市、救增长并没有带动社会资本跟进。分析一下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会发现，依靠政府所拉动的数字与依靠社会拉动的数字之间无法形成比例。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会酿成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中坏账的增加，因为现在的贷款对象都是一些国有企业可做可不做的项目。 这些项目一旦上马，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腐败，二是大量资金的无效使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充裕的国有企业资金开始非理性地进入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北京地王、上海地王的出现就是一个现实的证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逐渐消除了国有企业的坏账，但现在我们正在扩大坏账增加的可能，并用这种可能粉饰了一个短期的经济的繁荣，但是这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将在今后两年后显现。 亚布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政府的这些行为是很短视的一种做法。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而金融危机应该是中国实现转型的最佳时机，可是我们的政府似乎并没有考虑转型，对此您怎么想？ 曾强：对中国来说，人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未来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可在现实面前，为了尽快渡过这次危机，并将损失程度降到最低，政府加大了投资力度，希望以此拉动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一些本质的长期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的思路比中国强。大家知道，新能源的发展与利用是国际趋势，这里没有“要发展”与“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早发展”与“晚发展”的问题。于是奥巴马抓住这个契机，在上台之后就力推新能源政策，确定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希望用新能源来振兴美国经济。 回看美国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任总统上台后都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关注点。如克林顿上台后，就提出了一个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在这一概念的推动下，美国出现了经济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经济繁荣期。为什么呢？因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将全世界的财富吸向美国，从而创造美国历史上最高财政盈余的记录。布什上台之后，提出了一个轴心理论。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增强美国的实力，相反从主观上毁掉了美国，从客观上帮助了中国。我始终认为，中国这10年的起飞，在国际上主要受益于两个人：布什与本拉登，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帮忙，中国不可能赢得这么好的发展。 但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自身实力的增强，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在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负责人会晤中我提出了一个绿色GDP的项目，叫“绿色创想”，就是我认为，对一个城市的研究与考核，除了关注GDP的政治考核指标以外，我们还应该关注环境方面的因素，应该实行绿色GDP的考核。同时，这个指标也适合对政府官员与企业的考核。对政府官员来说，一年当中解决了多少污染源，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占比多少等都成为绿色GDP的考核指标。而对企业来说，一年中对所在城市绿色GDP的贡献是正值还是负值，节能减排的情况如何等就成为考核指标。 亚布力观点：我们在采访刘晓光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个话题，他认为美国人又先一步制定了一个绿色的、经济的全球新标准，而中国依然充当着追赶者的角色。 曾强：这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同时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危机之后，德国一家企业急需资金，而我们通过提供资金获得了他们的一项技术，就是将海水转变为淡水。在世界水总量中，淡水占1%，海水占97%，地下水占2%。可如果我们拥有将海水变成淡水的技术，那我们就可以有很多联想。比如南沙群岛可能会变成一个淡水最多的地方，沿海干枯的草地则可能变成高尔夫球场。同时，国家也就可能放开对水价的管制，由现在国家对饮用水进行补贴，变成完全的市场化。 “以夷制夷”是国际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亚布力观点：在这场经济危机后，您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用1000亿的外汇储备去抄底美国的科技企业。 曾强：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因为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公司纷纷倒闭，大量优质资产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手，这时我们利用手中的外汇储备抄底，我觉得是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带来今后3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方式与途径。实际上，回溯美国历史，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起飞所依靠的并非是它本身经济的发展，而是利用了二战后战胜国的地位和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从而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和技术涌入美国，为美国经济的腾飞服务。美国军事实力的突飞猛进，依靠的也是二战中对他国知识产权、技术和人才的掠夺。所以一个社会的进步，依靠的实际上是两个隐性的翅膀，一个是资本的流动，一个是人才的流动。如果利用好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导世界资本流入中国，同时将世界性人才留在中国，那这将是中国的成功。 亚布力观点：用1000亿去海外抄底，这个抄底的主体是谁？政府吗？如果真这样做了，以后的产权问题怎么解决？ 曾强：我们到海外抄底有两种做法：一是通过主权基金。它的职责就是将一部分外汇储备作为资金，进而去海外投资，比如投资黑石、摩根。二是通过私募基金。具体做法就是将这1000亿分散给私募基金，然后由私募基金进行海外抄底。这里我们需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实现了经济起飞，于是开始进行海外抄底。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出现了农民式的冲动，在不顾自身能力的情况下，购买了很多优质资产，可又在不恰当的时机，将之低价转让。总而言之，日本在海外抄底的过程中，做错了两件事：一是抄底的价格太高，一是没有坚持到底，在不恰当的时机转让资产。而这也注定了日本海外抄底的失败。所以，这次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要想海外抄底取得成效，我认为有两点：首先，最好的抄底时间是现在；其次，在抄底完成后，利用“以夷制夷”的方法实现资产升值。 亚布力观点：我明白您的意思。最后，我们来点评一下几个比较知名的企业家。对于企业家的划分，陈东升有一个著名的三代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有王石、张瑞敏和柳传志。您怎么评价这几个人？ 曾强：我觉得，王石是一个生活的很明白也同时善于做公司治理的企业家，他能将个人兴趣爱好与企业品牌很好地结合起来。柳传志则是负有太多历史重负的“教父”式企业家。张瑞敏是中国海外国际化很成功的实干家。那个时代下，由共产党的思想、组织的智慧和中关村早期企业创业者的智慧共同培养出的一代人。经过20余年的发展，联想已成功进入世界500强，产权也越来越清晰，这都有老柳的一份功劳。但在近几年的国际化过程中，有一点我不太认同，那就是过分的强调“以我制夷”，而不是“以夷制夷”。 亚布力观点：也就是说要实行拿来主义，不要自己折腾。那第二代中的陈东升、冯仑、潘石屹呢？ 曾强：东升骨子里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情商极高的大哥，富有理想，同时还是一个销售天才，在各种关系的处理上也是游刃有余。他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他的才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行业。相反，冯仑并不像一个商人，如果有机会让他参加民主竞选的话，我觉得他胜出的机会可能更多。潘石屹则是一个善于将品牌宣传与个人炒作相结合的企业家，但就目前他所经营企业的规模来看，它的区域性依然很强。在中国，这些人都是重量级的企业家，但要与世界级企业家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亚布力观点：那你们这些人，像马云、张朝阳呢？ 曾强：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新兴行业。如马云，他的商业模型非常国际化，这让他具有了走向国际的可能。当然，张朝阳做得也很成功，但他的模型仍然稍显区域化。只是希望马云身体好一点，朝阳孩子多一点。 亚布力观点：陈天桥呢？ 曾强：单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也是一个有所成就的人。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认太多少年的玩游戏，这是一件很伤祖的事情，与我的价值观相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