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演进 30年来国进民退的制度性演进
文|本刊编辑部 关于本轮所谓“国进民退”，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先生10月2 6日在上海说：“中央没有‘国进民退’的政策”。窃以为这句话含金量甚高。黄先生的言下之意，第一乃是肯定现在的“国进民退”已然是一种发展态势，第二则是告诉我们，这种态势虽然并不是中央政府有意为之，但很有可能是30年来“国家能力建设”和“重商主义”交替作用的意外结果。 金融危机是一根导火索 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相信3 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都是政府有意识地退出部分市场领域，让民间力量切入，引入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形成有限度的自由竞争，才促成了30年的发展。这应该是各个阶层能够接受的共识。否则，3 0年前所谓解放思想也好，改革开放也好，就没有具体的历史意义了。换句话说，过去30年，有条件的国退民进，才是发展的主旋律。而现在，如果我们看到的“国进民退”成为了当下发展的方法论，甚至成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到了一种反向操作的时候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高层“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口号言之凿凿，岂有走回头路的道路。所以，沿着黄先生的话说开去，我的问题只能是：既然中央政府并没有倡导“国进民退”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实际的经济演进竟然背离中央政策而去呢？ 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也许是政府好心办了错事。 又要提到经济危机了。很不幸，由于全球化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也卷入了这样的经济萧条之中。与美国一样，不仅政府会条件反射地选择强力干预，那些深受政府干预之害的人们，最终也会选择把政府当成经济危机的惟一管理力量。这正是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来由。这种具有浓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大手笔，让人们希望倍增，但按照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分析，却经不起轻微的推敲。众所周知，这个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在投资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情况下推出的，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各行各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生产资料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前景幽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沉淀在固定资产和半拉子工程里，新投资的4万亿庞大规模资金，究竟能流向哪里？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盲目性将浪费掉这些资金，因为如果这样的投资缺少盈利取向，那么就不可能有民间的资金持续跟进，大量的企业和个人最终将沦落为这4万亿资金的食客，投资拉动内需的前景设计将由此形同虚设。 这正是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医治萧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旦中国政府执意要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应对萧条，那些发放出来的巨量货币，并不会像洪水一样均匀地流向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恰恰相反，这些信贷货币具有醒目的黏附效应，它必然只流向政府信赖的、具有垄断地位的，行政色彩浓厚的行业，或者我们干脆就直接说，这些巨量的信贷资金必然只能流向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能够体现国家能力的国有企业。 一个饶有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当国有企业们一夜之间拥有大量的信贷资金，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变得财大气粗，但同时也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能够将这些钱用在哪里！人类的条件反射开始起作用，房地产、股市、能源、矿山当然成为国有企业的猎物，而并购，尤其是并购海外企业、并购国内私人企业，就成为他们的首选的企业经营方法。 一以贯之的“国家能力”方法论 这正是今天“国进民退”的景象！不过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金融危机。事实上金融危机只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引子。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的路径在发展，所谓的“国退民进”就是一个局部想象，所谓的“国进民退”才是必然轨迹。 大概是10年前，深得政府信赖的经济学家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 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我猜测高层肯定喜欢这样基于国家建设的学术体系，即“大国崛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王绍光应该是19 77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第一届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是同窗学友。日后，李在政界稳扎稳打，王绍光则成为耶鲁大学的博士和教授。据胡鞍钢介绍，王绍光和胡鞍钢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二人于19 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 我个人对胡鞍钢和王绍光的著作有兴趣，是因为我在各种主流媒体里，始终能读到了他们的影子。比如牢固坚守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的国家发展能力、中国特色、民族意志等等。这种高拔的宏大叙事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可以与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一直坚持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大异其趣。当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国家能力”被彰显到一个极高位置的时候，国有经济的比重必然要大幅攀升。我的意思是说，30年来的经济发展，虽然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与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上，民营经济所占规模却是落后于国有经济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是的，这些年我们是看到民营企业如火如荼，但比如火如荼更加火热的，是国有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歌猛进，是几乎所有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业，全部集中在国有企业手里。 重商主义是一个陈旧的陷阱 另一个导致“国进民退”现象的经济学因素，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早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制度里。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探索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形成了常识，比如自由竞争，比如权力多元，比如企业私有制度，我们所要做的，应该不是在某些乌有的意识形态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识，我们可能只需要认同常识，尊重历史。 在这样的经济学意义上，我固执的认为，当重商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我们看到的“国退民进”可能就是一种优美的想象，事实是，国家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经济领域，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导的经济史。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还继续纠缠“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就多多少少有点缺乏基本的实证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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