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编辑部 陈志武教授，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 8 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百年来，我们一直在为“救中国”而奋战，却恰恰忽略了怎样“救中国人”。那么我们救中国到底是为了救谁？陈志武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国家命题上，这必然忽略了个人价值的寻找。最近，陈教授一直在思考“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人”的主题，他为何选择抛开宏大的“国家”命题，转而投向对“个人”的思考？从我们与陈教授的对话中，也许可以找出答案。 亚布力观点：有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你的文章，来信说，陈志武在1980年代是标准的负笈美国的金融专业技术人士，如今变成了影响华语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样的评价让我很有触动。我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大学。你看清华大学这么多年过多地强调了工具理性，他们要求学生只有两条——听话，出活。而北京大学，虽然有胡适的传统，可是到今天，很多北大人似乎已经是空有情绪，而在学以致用的路径上，北大似乎远远赶不上清华了。那么，当你的人生经历、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当然很想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是怎样从完全的工具理性，过度到今天对价值理性的全面思考的。或者说，在你的身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什么会形成一种优美的结合，以至于现在很多大陆的读书人都把你当成了一个学人的范本。
陈志武：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主题：“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人”，这个主题越来越清晰。我之所以要强调人这个字，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思考国家的命运，“五四”如此，洋务运动如此，都要以救中国作为最高使命。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宏大，很抽象的概念。我想问，我们救了中国，到底最终是为了救谁？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进入近代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命题上，这必然忽略了个人价值的寻找。你知道，为了国家，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个人可以被牺牲掉。所有的强国运动成为我们的终极关怀，而个人仅仅是一些工具，一些器皿，一些螺丝钉。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强调一个常识：市场经济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可以把人解放出来。所以我要突出救中国人，而不是说救中国。只要中国人得到了拯救，中国必然因为人的解放得到强盛，而且这种性质的国家强盛，才是最为本质的强盛。 亚布力观点：我能理解你这样的观点，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变化。但我更想知道，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在一种家国文化里成长起来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你终于能够抛开宏大叙事，转而开始思考人的自由，人的发展？ 陈志武：事实上我是从2 0 01年开始，才重新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发展，刚开始我也是更多地关注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开始思考中国问题，更多的还是沿用工具理性的思路。 这与我的求学经历有关。1986年我到美国以后，发现在美国，你要生存下去，必须学一门更加具体的学科。那是一个所有基本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社会问题都已经成型了的国家，那种空泛的追问也许已经不那么受到所有人的追捧了。就像胡适讲的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需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求证上面。需要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学科来进行自我建设。所以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20 01年，这16年之间，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介入中国，没有关心中国。我只是在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或者说，这16年，我所有的心思都在技术之上，由此，我终于成了你的朋友所说的，是一个标准的金融专家、一个不错的金融教授。 亚布力观点：你的数学趣味非常好。 陈志武：对，在金融学、经济学上，数学是最优美的路径。你进入数学里面，你会觉得很美。就像你热爱的诗情画意。如果说你永远不会放弃的是你的诗歌，那么我永远不会放弃的是我的数学，数学在我的世界里，有着无与伦比的诗歌之美。 亚布力观点：一个金融学工具的教授，一个数学世界的高手，在2001年竟然回到了中国问题，中国人的问题，这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呢？ 陈志武：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中国又重新感兴趣。暑假的时候，我跟美国金融学会的一个代表团先到台湾，大家每人做一个演讲，然后又到大陆来，在上海、北京做演讲。离开上海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一份《财经》杂志，在飞机上，我把那期《财经》——也就是2001年7月份的那期《财经》从头到尾全部看了一遍。 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财经》，从头到尾都在理性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其理性的程度，让我大吃一惊。我回到耶鲁后，马上就开始让我的研究生收集一些数据。开始是证券市场的一些观察、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正是从公司治理的领域开始的。 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只要讨论市场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就不可能绕开政治，不可能避开制度方面的话题。2 0 0 2年，我花了一些时间专门研究——是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照样也可以发展出来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东西。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收集各个不同国家，大概8 0多个国家的数据和案例。那一段时间我还着重了解了一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权法，特别是关于名誉侵权的、媒体的一些法律。那两年我对侵权法的法律专注得比较深。 那个时候我就想，怎么样解释现代社会？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新闻自由、新闻媒体不再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新闻对于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亚布力观点：自由通畅的信息，是资本市场稳健和进步的秘密。 陈志武：这样一来，我就有点走出纯粹的经济学或者金融的研究了。慢慢地我给国内的媒体写一些文章，或者在国内的高校做一些演讲。我在耶鲁给我的学生讲的都是一些专业课，非常的工具、非常的抽象。但是，我怎么给国内的朋友们讲课呢，怎样给国内一般的受众讲解金融学和经济学呢？对于国内大多数读者而言，也许我熟练的那些模型和工具并不重要，他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金融市场到底为什么重要。 亚布力观点：这是一个耶鲁大学的金融教授不得不进行的金融启蒙课。 陈志武：大概是2004年、2005年期间，我忽然想，在美国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人们有很多金融选择。人们安排一辈子生活，无非就是找一个更恰当的、不同的金融产品的投资组合。但是在传统的社会，在中国，当这些东西都还不十分发达的时候，人们怎么解决未来的生活？人的尊严、人的命运，是按照一种怎样的金融规则在安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