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让我们得自由(1)



  文|本刊编辑部

   

  陈志武教授,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 8 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百年来,我们一直在为“救中国”而奋战,却恰恰忽略了怎样“救中国人”。那么我们救中国到底是为了救谁?陈志武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国家命题上,这必然忽略了个人价值的寻找。最近,陈教授一直在思考“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人”的主题,他为何选择抛开宏大的“国家”命题,转而投向对“个人”的思考?从我们与陈教授的对话中,也许可以找出答案。

  亚布力观点:有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你的文章,来信说,陈志武在1980年代是标准的负笈美国的金融专业技术人士,如今变成了影响华语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样的评价让我很有触动。我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大学。你看清华大学这么多年过多地强调了工具理性,他们要求学生只有两条——听话,出活。而北京大学,虽然有胡适的传统,可是到今天,很多北大人似乎已经是空有情绪,而在学以致用的路径上,北大似乎远远赶不上清华了。那么,当你的人生经历、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当然很想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是怎样从完全的工具理性,过度到今天对价值理性的全面思考的。或者说,在你的身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什么会形成一种优美的结合,以至于现在很多大陆的读书人都把你当成了一个学人的范本。

 陈志武:金融让我们得自由(1)
  陈志武: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主题:“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人”,这个主题越来越清晰。我之所以要强调人这个字,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思考国家的命运,“五四”如此,洋务运动如此,都要以救中国作为最高使命。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宏大,很抽象的概念。我想问,我们救了中国,到底最终是为了救谁?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进入近代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命题上,这必然忽略了个人价值的寻找。你知道,为了国家,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个人可以被牺牲掉。所有的强国运动成为我们的终极关怀,而个人仅仅是一些工具,一些器皿,一些螺丝钉。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强调一个常识:市场经济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可以把人解放出来。所以我要突出救中国人,而不是说救中国。只要中国人得到了拯救,中国必然因为人的解放得到强盛,而且这种性质的国家强盛,才是最为本质的强盛。

  亚布力观点:我能理解你这样的观点,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变化。但我更想知道,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在一种家国文化里成长起来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你终于能够抛开宏大叙事,转而开始思考人的自由,人的发展?

  陈志武:事实上我是从2 0 01年开始,才重新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发展,刚开始我也是更多地关注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开始思考中国问题,更多的还是沿用工具理性的思路。

 这与我的求学经历有关。1986年我到美国以后,发现在美国,你要生存下去,必须学一门更加具体的学科。那是一个所有基本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社会问题都已经成型了的国家,那种空泛的追问也许已经不那么受到所有人的追捧了。就像胡适讲的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需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求证上面。需要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学科来进行自我建设。所以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20 01年,这16年之间,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介入中国,没有关心中国。我只是在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或者说,这16年,我所有的心思都在技术之上,由此,我终于成了你的朋友所说的,是一个标准的金融专家、一个不错的金融教授。

  亚布力观点:你的数学趣味非常好。

  陈志武:对,在金融学、经济学上,数学是最优美的路径。你进入数学里面,你会觉得很美。就像你热爱的诗情画意。如果说你永远不会放弃的是你的诗歌,那么我永远不会放弃的是我的数学,数学在我的世界里,有着无与伦比的诗歌之美。

  亚布力观点:一个金融学工具的教授,一个数学世界的高手,在2001年竟然回到了中国问题,中国人的问题,这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呢?

  陈志武: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中国又重新感兴趣。暑假的时候,我跟美国金融学会的一个代表团先到台湾,大家每人做一个演讲,然后又到大陆来,在上海、北京做演讲。离开上海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一份《财经》杂志,在飞机上,我把那期《财经》——也就是2001年7月份的那期《财经》从头到尾全部看了一遍。

  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财经》,从头到尾都在理性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其理性的程度,让我大吃一惊。我回到耶鲁后,马上就开始让我的研究生收集一些数据。开始是证券市场的一些观察、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正是从公司治理的领域开始的。

  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只要讨论市场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就不可能绕开政治,不可能避开制度方面的话题。2 0 0 2年,我花了一些时间专门研究——是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照样也可以发展出来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东西。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收集各个不同国家,大概8 0多个国家的数据和案例。那一段时间我还着重了解了一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权法,特别是关于名誉侵权的、媒体的一些法律。那两年我对侵权法的法律专注得比较深。

  那个时候我就想,怎么样解释现代社会?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新闻自由、新闻媒体不再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新闻对于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亚布力观点:自由通畅的信息,是资本市场稳健和进步的秘密。

  陈志武:这样一来,我就有点走出纯粹的经济学或者金融的研究了。慢慢地我给国内的媒体写一些文章,或者在国内的高校做一些演讲。我在耶鲁给我的学生讲的都是一些专业课,非常的工具、非常的抽象。但是,我怎么给国内的朋友们讲课呢,怎样给国内一般的受众讲解金融学和经济学呢?对于国内大多数读者而言,也许我熟练的那些模型和工具并不重要,他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金融市场到底为什么重要。

  亚布力观点:这是一个耶鲁大学的金融教授不得不进行的金融启蒙课。

  陈志武:大概是2004年、2005年期间,我忽然想,在美国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人们有很多金融选择。人们安排一辈子生活,无非就是找一个更恰当的、不同的金融产品的投资组合。但是在传统的社会,在中国,当这些东西都还不十分发达的时候,人们怎么解决未来的生活?人的尊严、人的命运,是按照一种怎样的金融规则在安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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