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10月，82岁的格林斯潘破天荒地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长江商学院教授黄明认为，格林斯潘认错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承认了资本市场常常是非理性的；二是他高估了金融机构保护股东利益的能力，低估了代理人的问题。目前，全球已普遍达成共识：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监管。可是他们在怎么管的问题上还难以达成共识。 再说监管漏洞 美国的监管基本滞后于市场。他们的理念是，你先去创新，如果不垮的话就不管你。等出了问题以后，监管层再想着下一步要怎么做。 大家都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的金融监管出了大问题。其实，原因很复杂。 一个是美联储对于流动性基本上没有进行控制，这造成了流动性的过剩、房地产的泡沫破裂。比如说次级贷，美联储在2004年左右也知道了这个问题，但格林斯潘认为市场可以自己调节，就没有管。 还有一个是金融衍生品。格林斯潘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其实在危机爆发之前，很多人都提过这是一个定时炸弹。但危机肯定不是衍生品的罪过，衍生品只是一个工具。 好比造了一个自行车，有人骑车的时候被撞倒了，那不是自行车的问题，是骑自行车的人的问题，是交通管制的问题。 可以说，美国的监管基本滞后于市场。他们的理念就是，你先去创新，如果不垮的话，就不管你。等出了问题以后，监管层再想着下一步要怎么做。美国总是先让市场来试一试。 （《别从危机中学到错误的一课》，刘劲，2009年3月20日《中国会计报》） 美国金融市场分为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场内市场是美国老百姓可以参与的，美国政府出于保护老百姓的目的对场内市场监管非常严格，有一系列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而对于场外市场，美国政府监管长期放任自流，原因是场外市场是美国大机构之间的交易，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大机构足够成熟、理性，能够对自己行为负责，没有对他们进行足够的监管。因此场外市场问题很多，最终导致崩溃。 （《警惕复杂衍生品洗劫中国财富》，黄明，2009年4月8日《京华时报》） 总体来说，美国此前的场外衍生品交易（OTC）市场监管不够严格。漏洞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做产品的金融机构少有信息披露；二是场外交易的保证金制度不完善，容易造成高杠杆与挤兑现象；三是金融机构奖惩机制不合理，形成道德风险——交易成功了他们可以获取高额奖金，亏损则由股东及纳税人承担。 （《中国企业需警惕“金融鸦片”》，黄明，2009年6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紧箍咒 一场危机让全世界意识到，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发展，政府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监管。 华尔街的不幸，在于在承销和经纪业务之外做了太多的自营业务。这场危机让全球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逐步回归传统，也让各国政府意识到了金融监管的缺失。此次金融危机打破了“市场经济具有最优越和最完善的自动调节机制、具有自我稳定作用”的神话，说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政府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监管。 （《美金融业国进民退把经济引向危险方向》，曹辉宁，2009年9月15日腾讯财经）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接下来如何改革，美国金融市场好的基础在场内市场，如股市、期货等，接下来美国要对场外市场严格监管，提高透明度，对所有产品、市场的风险要进行披露，所有参与场外交易的大机构都要接受监管，要对他们的资本金充足率、仓位、资产质量、产品的复杂性与杠杆度、是否被金融高管用来赌博等进行监管。因为从政府角度说，他们规模太大，将来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可能需要救他们，从第一天就要开始监管他们。
（《警惕复杂衍生品洗劫中国财富》，黄明，2009年4月8日《京华时报》） 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既监管保险机构又监管证券机构，还能监管对冲基金，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监管标准。 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但又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过于严苛，也会扼杀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一方面，金融创新可能会对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带来好处，否则我们就不需要创新。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永远和风险、收益打交道，所以金融创新的新产品也确实可能带来风险。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对于新产品范围的使用，特别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推广方面要有必须严格的控制。 （《呼吁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周春生，2009年9月25日网易财经） 警惕复杂衍生品洗劫中国财富 华尔街流行一句话，在若干年前，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在欧美卖不出去可以卖到日本去，现在转向卖给中国。 我们只看到中国政府外汇储备，允许美国政府高杠杆，没有看到中国机构投资者允许美国机构、企业和个人高杠杆。例如，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三大银行购买了200多亿美元次级债，中国很多机构投资者在对国外复杂金融衍生品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属于典型的国际上比较幼稚的投资者。如同华尔街流行的那句话，在若干年前，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在欧美卖不出去可以卖到日本去，现在转向卖给中国。这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之所以在中国市场畅销，原因包括中国企业赌性重、对金融衍生品了解不足，而中国国有经济为主，导致管理人缺位使国际投行针对决策个人的强力公关行之有效等。 例如很多中国的QDII产品在欧美根本不允许卖给本国百姓，但却堂而皇之地通过中国的银行卖给中国老百姓，很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在香港卖给中国企业，或通过香港私人理财等形式卖给民营企业家，如同洗劫一样把民营企业家的财富掠夺。由于监管不到位、法律不健全和可能涉及“露富”、“原罪”、“逃避外汇管制”等其他原因，民营企业家投资亏损很多也不敢告或无处可告，而国际投行也吃准了这一点。 （《警惕复杂衍生品洗劫中国财富》，黄明，2009年4月8日《京华时报》） 正是美国法律的威慑作用使市场对于复杂衍生品的监管加强。如果合约导致巨额风险，投行将在美国受到极大的法律制裁。 例如，1994年，宝洁公司指控美国信孚银行通过欺诈手段对其销售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导致公司亏损约1亿美元。信孚银行在最终被判定有欺诈嫌疑后，被德意志银行收购。所以它们在美国根本不卖这种产品，结果跑来卖给中国企业。 以中信泰富为例，用极其复杂的衍生品做套期保值，完全没有必要。做期货互换就足够了，这些市场非常简单，定价上不会被人宰。但它恰恰选择了剧毒的衍生产品。 根据国资委统计，目前有28家央企在做金融衍生品交易，亏损居多，其中部分企业未获批准。 目前对于交易双方都在大陆境内的简单衍生品OTC市场，我们管得“过严”，而对于一方境内一方境外，特别是由国际投行设计并销售的复杂甚至有毒金融衍生品，却管得“太松”。 国资委对于央企的规范是非常好的，但我们不光要“管买方”，还要“管市场”，这需要证监会、银监会一起发挥监管作用。不然，你管住了国企，大量的民企怎么办？ （《中国企业需警惕“金融鸦片”》，黄明，2009年6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该如何监管？ 目前，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还非常缺乏科学性，对复杂产品监管得少，但简单的产品又监管得太厉害。 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存在几个大的问题，两句话能概括这个问题。 第一句话是“不该管的管得太严了”，比方说谁可以上市，谁可以融资，融多少资，然后是卖空机制。房地产的期货推出来，最有意义的是，假如乐观者都投票，悲观者都出去的话，那泡沫肯定会一轮一轮出现。不该管的管得太严了。这一点我是受传统理论影响的人，观点似乎有点相似。 但是下一个理论就有点不一样了，“对该管的又管得太松了”，例如违规行为，例如内部交易、关连交易、虚假披露、老鼠仓等。最近相关部门对这几个行为的打击比较明显，但是还需要接着打。复杂的金融衍生市场也是该管的，但是也管得非常松。中国有极其复杂的衍生产品，美国投行发表声明不在美国卖，在中国卖，老百姓进银行都可以买到西方银行设计、中国银行兜售的极其复杂的衍生产品。这是该管的，但是这一点反而比美国管得还松。 （《应建立市场合理定价的能力》，黄明，2009年12月14日新浪财经） 首先要意识到市场是非理性的，尤其中国的股市是非理性的。首先资本市场监管方应该想清楚，我们有必要维护这个合理的定价，假如市场价格经常大幅度波动的话，肯定不是一个健康市场。我认为应该把市场合理定价的能力给建立起来，行为金融学恰恰提出了很多这样的思路，怎么样才能让市场更理性。 比如严打违规行为，中国的股市就像美国上世纪30年代成立证监会之前的时代，所有违规行为都来了，当通过短期违规的行为能赚钱的话，就没有人做长期的投资了。只有长期价值投资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才能从一个市场面稳定下来，不要跌得太多。跌得太多的时候，必须要有卖空机制，股指期货要推出来，这样太高的股价通过市场机制把它“凉”下来。这样形成市场合理价格，而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监管方，以半行政的手段来使得资本市场达到他们认为的合理价格。监管方就会说：假如我们让上市公司随便发股，他们就瞎融资，瞎浪费。所以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这应该在公司治理上把这个问题解决。 另外，当我们一大批的上市公司都是国企的时候，当这些领导人一方面是企业家，一方面想着当领导的时候，受压力的时候，怎么搞好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假如要想做健康市场，必须把他们的公司治理问题解决，他必须要对得起股东，这是他第一重要的，而不是压力。还要解决关联交易的问题，还要解决高管激励的问题。我们现在上市公司高管想得到激励都很难。中国平安、华为等等很多企业都学会了要长期激励，而不是短期激励。通过这些方面，行为金融学能够给我们一个思路，能够逐渐把资本市场建设得更成熟。 （《应建立市场合理定价的能力》，黄明，2009年12月14日新浪财经） 监管这件事情，打一个比方，就像是熬粥。 美国人基本上是把锅盖揭开来熬粥，让市场调节。但是，他们把火开好之后，就看电视去了，基本上不管粥。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粥开了以后，自己冒泡，就好像自由的创新，粥也不会出什么事。但是，万一出事，就是大事了。可能是粥溢出来，把火给扑灭了，然后煤气到处都是。美国就是这么回事情。 咱们中国的厨子是不离开炉灶的，盯着炉灶，而且盖着锅盖熬粥。所以呢，厨子要不停地把盖子揭开，因为粥一会儿就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泡沫，总是担心粥溢出来了。那就要不停地揭盖子，调火候。所以说，局部性的泡沫会有很多。但是，大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厨子很快就会有所反应。但这样的监管，费时费工没有效率，这锅粥就熬不大。 我觉得，现在看来，最佳的监管应该是在这两者之间。一方面得让市场有自己的调节机制。就是说，你不能什么都管，锅盖压得太紧，起码得把锅盖揭开。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跑去看电视。你得站在这个地方看着，万一出了什么事情，那会儿你得站出来管。 （《别从危机中学到错误的一课》，刘劲，2009年3月20日《中国会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