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警与民之间的权利界限都十分清楚，发生误会的几率就大为减少。 撰文/何仁（资深媒体评论员）
贵州警察枪击案由于官方对案件的解释与一些媒体报道“目击者所言”相去甚远，人们目前还很难做出定性判断。从已知情况看，当事双方尚未发现有其他利害关系。所以仅从法律角度分析，当事警察在此案中罪与非罪的关键点就是村民郭某等是否有抢枪企图和行为。可即使围绕这一点分析，也可以看出在案情、舆论、法律解释等种种不成熟表现。 在关注此案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过去我们曾经熟悉的社会不再熟悉了，但多少还有些记忆；而我们将要面对的社会虽然并不熟悉，但似乎又有了些感觉。据报道，被打死的郭某死前曾喊了一句：“我没犯法，你不敢开枪”，可以说是这个悲剧中最为经典的台词。 上了些年纪的中国人对于警察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儿童时期，称为“警察叔叔”。在中国过去的正常年代里，中国的社会治安堪称世界楷模。60年代一位西方记者曾在一个长途车站看到这样一个景象：由于长途车还未到，而又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了，候车的人们就自动将行李按排队顺序摆成一排，各自纷纷到饭馆里吃饭去了。后来这位记者写到，中国是道德的渊薮。在那个时代，中国警察是很少配枪出警的，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在大多数情况下，警察的一声断喝就基本解决问题。 而警察对后来社会变化也曾认识不足。比如说1992年3月11日，在北京西直门曾发生号称是北京建国以来第一场警匪枪战。当时为了抓捕一名通缉逃犯，当地派出所出警10人，只带了两把枪。但万没想到嫌犯竟然用猎枪拒捕。最后造成6名警员受伤，其中一名伤势严重。当时警察为不伤及无辜只能朝天鸣枪，当嫌犯有抢枪企图时就将枪扔到房顶上去，十几个嫌犯当时全部逃脱。 以前中国社会问题是按阶级斗争理论解释，警察负有处理对敌斗争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任务。对敌斗争当然是可以用武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能动用武器解决的。因此，直到1980年中国才颁布了第一个《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条例》。16年后再次颁布《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条例》并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形势和警察担任的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人们的社会意识显然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 比如，普通民众与警察撕打导致伤亡的事情在美国就很难发生。美国一般民众都可通过合法途径拥有枪支，枪支拥有量非常高，但美国警察的伤亡率并不高，每年因公殉职的警察比中国要少得多，而一般民众因警察动用武器而误伤的情况更为少见。这是因为警察与民众之间的权利界限十分清楚。民众对警察执勤行为有所不满时，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司法途径获得解决。警察也清楚自己的权力界限，非常熟悉自己所掌握装备的用途，并且知道如果由于自己的违法行为引起严重后果，责任将完全由自己个人承担。 警与民之间的权利界限都十分清楚，发生误会的几率就大为减少。尽管目前中国有关法律规定了在15种情况下警察可以使用武器，但从贵州袭警案所披露的情节看，中间确有模糊地带。郭某等人是酒后打架，对于醉汉是否应该动用武器？醉到什么程度才应该以武器制服？现行法律还是个空白。再有，一般民众拥有枪支是违法行为，所以在处理一般民事纠纷中，警察是否有必要携枪出警？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携枪出警？也应该有所规定。还有，村民认为“我不犯法你就不敢开枪”的认识也须改变，警察出警代表的是国家法律权威，而权威是不容挑战的。 所以，保护与约束警察法律的完善，警察自身素质的提高，民众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都是一个成熟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还是以幼稚的态度讨论问题，只能使这种不成熟的悲剧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