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石油大会战时的工人看来，祖国是工农的祖国，是全民所有的祖国。这种自我理解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种激励机制，都必须最终转化为激励对象的自我想象。也许某些经济学流派会认为这中间可能有虚幻的自我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自我想象的行为是真实的，是有结果的。当年的石油大会战确确实实发生了，确确实实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公有产权的激励机制方式是多样的，是可以不断发现、发展、创新的。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笔者如此归纳“铁人精神”式的公有产权激励机制的结构要素：
1、非激励主体造成的“无产”者及其集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激励主体。公有产权的激励主体具有抽象性，但也有具体性。在石油大会战时期，具体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各人民政党和人民团体、各种集体组织等。抽象性就表现在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是非激励主体造成的“无产者”。王进喜5岁时，父亲受地主迫害被送进大牢。为了活命，年幼的王进喜领着在牢中瞎眼的父亲四处乞讨。1938年初，15岁的王进喜在惨无人道的石油公司扬子公司干活，曾经被关押、毒打，直到解放。对于他们来说，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翻身做主人，就是最现实、最根本的产权激励。这是无法抹杀的。
2、可预期的延迟消费。这是由“无产”和“资金贫乏”的现实前提所决定的。激励对象的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延迟性，但它的可预期性是不能动摇的，否则激励行为就成为一种欺骗。在那个岁月，石油工人后来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保障还是不错的。
3、激励对象在事权上的主体性。这在当时的表述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得到贯彻的地方，激励对象都能获得事权上的主体性，都能感觉到民主管理的气氛。这种故事在当时的大庆可谓举不胜举。
4、命运与利益共同体型的观念。这一点的另一个表述是意识形态建设，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阶级意识。任何一种产权激励机制，都伴随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现在的人们已经难以感觉到当时人的感受，但是只要置身到王进喜的人生经历中，就不难想象当时人的激情。
动态性主要表现在可预期的延迟消费与激励对象在事权上的主体性这两点上。这个激励模式的困难在于激励主体的持续性，换言之，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持续性。
这种公有产权激励机制，不能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一试就灵。它在中国石油工业中的能量发挥，也许恰恰应和了石油工业自身产业过程的独特性。
大匮乏时代的产业组织及其终结
一般认为1949～1985年间，中国石油工业是计划经济下产销分离的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成品油销售属商业范畴，由各级商业部门管理。1950年5月，中国政府在国内贸易部成立中国石油公司。1958年以后先后更名为商业部燃料局、石油局，负责管理成品油，形成以大区和中心城市设立一级站、在有关地县设立二级站、三级站为主体的三级批发销售体系，同时对地方石油经营单位业务协调。在这一阶段，成品油严重短缺，国家对石油销售体制实行严格计划管理。1950年国家制订石油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凡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供应，均由中国石油公司统一经营，各级石油经营部门按照统购统销政策严格实行定量供应，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区域进行供应和经营。因此当时的石油公司只是政府附属部门，完全按照统购统配管理办法负责当地市场供应任务。
以垄断程度或竞争程度来叙述1949～1985年间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产业组织变迁，尽管在近几年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但在笔者看来，它是无法理解这种所谓的产销分离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因为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对于某些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并不适宜，特别是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业部门和商品。因为这些工业部门或商品并不只具有经济属性。在高度稀缺与高度过剩两种条件下，此类商品或工业部门一般具有一定的财政属性。如果某工业部门或商品明明具有很强的财政属性，却硬要仅仅套用经济学，就可能遮蔽一些问题，并使得被遮蔽的问题处于一种无解状态。可以这么说，供给的连续性具有不能中断的强制性，恰恰很可能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财政属性。这种财政属性在铁人时代具有天然的“共命运感”。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产销分离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在石油生产领域，是在铁人精神中表现出来的全国跨地区、跨部门地集中资源来保障石油生产，另一方面，在石油销售领域，是严格实行定量供应，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区域进行供应和经营。严格地说，这才是这个管理体制的要义。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财政完全吸纳经济的体制性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有助于实现这一要义，即在销售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利用财政体制来保障石油生产的飞跃性发展、战略性发展。这与现在的重庆模式异曲同工。此种行为功过是非可以各有评论，但是石油工业本身的飞速发展，却无法抹杀。
在石油化工界，石油的勘探和开采业被称为上游业务，炼油化工被称为中游业务，销售被称为下游业务。随着石油生产飞跃发展的阶段性完成，中国石油产业组织紧接着而来的变革，就是产供销一体化及上中下游一体化（1985～200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施蒂格勒1958年在《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规模经济》一文，对美国炼油企业规模变化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认为石油产业实施上下游一体化经营能够获得最佳规模经济效益。另一位对石油产业组织研究有所建树的著名经济学家钱德勒也指出：“美国石油工业的领头企业是通过法律上合并、集中控制以及在炼油销售和管理上的持续大量的投资来巩固其地位的。”
1983年，中国政府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石油产品产、供、销实行统一管理、经营。1985年1月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成立，销售公司兼有双重职能，既是中国石化总公司销售管理部门，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石油分配计划和供应政策，负责对各省市石油公司进行业务管理和协调，又作为经济实体，承担一定经济任务。
以大庆为例，从1960年会战开始到1979年12月14日建立大庆市，那里是政企合一的大庆特区。建市同时，成立大庆石油管理局，仍是市、局合一。1983年3月，市、局领导班子调整，主要领导兼职，副职分设。1996年3月以后，市、局领导班子和职能部门完全分开。1999年11月1日成立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与大庆石油管理局分开分立。钻井系统隶属大庆石油管理局。
这可谓经济属性开始从财政体制中分离。在过去，我们过于忽视战略商品的经济属性，甚至忽视一切商品的经济属性。现在由于过分强调这种分离，却有一种过于忽视战略商品的财政属性的倾向，以至于对历史无法获得在差异化基础上的真实知识，对现实也无法发现，甚至是遮蔽在差异化基础上的真实问题。加强对战略商品的财政属性的理解，主要是为了在对这些战略商品的某些发展困境的思考上开放出一条新的路径，加强有关它的体制的混合性的理解。如果只是用垄断程度和竞争程度来描述，那就只有经济属性的视野。如果将描述分级，财政属性与经济属性是属于一级的，而垄断与竞争是属于二级的，而且属于经济属性下面的二级。这是我们的讨论所必须注意的。
大需求时代的改制和使命
任何一个石油消费大国和石油进口大国，都必须制定自己的国际石油战略。1948年美国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这个转变是一个重要标志。
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将控制石油资源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们都首先是在军事领域认识到石油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恰好是军队运输和战备由煤炭动力向石油动力转变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国内石油工业繁荣，政府并没有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扩展给予积极的外交支持。1914年以前政府对石油公司充满敌视，1911年曾肢解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即使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也没有阻止英国在拉美的石油扩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表明控制石油资源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对于现代战争和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日益彰显——“内燃机—石油”已经替代“蒸汽机—煤炭”而使得近代工业转入现代工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开始在全球寻找新的石油供应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构建了自己的石油安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