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子》是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兵书中的经典，不但在中国是经典，在世界上也是经典。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普适原理，没有文化特点，也许过了一点，但这书讲的道理比较通用，文化心理的隔阂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古书，世界公认，争议少，谁都说好，这本书是代表。
兵法是研究人的大道理
《汉书?艺文志》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属于人文学术，大体相当现在的“文史哲”；后三类属于科学技术，大体相当现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当然还有相关的技术，当然还有现代人称为“迷信”的非科学成分。
中国传统：人文，经为首；科技，兵为首。
中国古代，兵学很发达，说别的可能脸红，这事一点儿不吹牛。历史上，中国的兵学最发达，搁到全世界去讲，也一点儿不吹牛。
研究人类社会，现代科学叫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主要有两大学问，一门是政治学，一门是经济学。经济学，发达比较晚，不如政治学。
《礼记?哀公问》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
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西方传统，研究人，主要有两门学问，一门是伦理学，一门是政治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原来是搅在一块儿，老是分不清。古人都讲“以德治国”，我国这么讲，外国也这么讲。大家都盼望“好人政治”，相信“好人”搞出来的政治一定是“好政治”。
柏拉图作《理想国》，喜欢讲正义。他老把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混为一谈，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
这类想法，和我国差不多。比如孔孟一派的思想家就这样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没有小，焉有大。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细胞，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
这是小道理管大道理。
亚里士多德作《政治学》，才把伦理和政治分开来。他知道，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的“城里人”，离开城邦，什么也不是，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动物。
马基雅维利作《君主国》，第一次把政治当作一个“坏世界”来讲。他把政治从伦理剥离出来，才有了独立的政治学。他很像中国的法家，讲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跟道德掺乎，非常诚实，非常坦白，非常严肃，因而也非常冷酷。
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们都强调大道理管小道理。
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政治学，也没有社会科学。
中国的政治学，告别道德后的政治学，叫“刑名法术之学”。这门学问，毫无疑问，是由法家奠定。但法家成于秦也败于秦，在中国的道德世界始终抬不起头。只有它的兄弟学科一脉单传，留于后世。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兵法。
中国的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兵法”。战国晚期，天下流行的是“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韩非子?五蠹》），治国和用兵分不开。特别是讲“大战略”，两者分不开。现代军事学，头一条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兵法，早就这么讲。
《孙子》开篇讲“五事七计”，“五事七计”的头一条就是“道”。“道”是政治。
我国古代，“道”是终极性的原理，管着一切小道理的大道理。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有各的大道理。数术讲天地，方技讲身体，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真正讲人，主要集中在兵书。
兵书是讲“人道”。
《鹖冠子?近迭》有一段话，和《礼记?哀公问》形成对照：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
鹖冠子曰：先人。”
庞子曰：“人道何先？”
鹖冠子曰：“先兵。”
作者生活于杀人盈野的战国晚期，当时的战争太残酷。其惨烈程度，空前绝后，只有上一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相比。这对人的世界观是很大的刺激。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很难理解历史。
战争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兵法是解读历史的金钥匙。
中国人是把兵法当作研究人的大道理。
兵法是一种斗争哲学
兵法研究的是人。
有人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冲突，小则妇姑勃谿，大则你死我活。
人比动物更能“窝里斗”。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借西方哲学概念重新诠释中国的子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两部开山之作。他们都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
兵书，按传统分类法，是附属于子学。中国的技术书都归子学。过去，儒经占据统治地位，子学低于经学，技术又低于子学，《孙子》没有地位。除了军人，除了喜欢议论军事的文人，没有多少人关注《孙子》，更不用说其他兵书。子学也好，兵学也好，都是赖西学而复兴。
胡适、冯友兰，他们讲先秦哲学，是以儒、墨、道为主，虽涉名法，旁及阴阳，但于兵书、数术、方技，全都不着一字。冯友兰讲他的“取材标准”，特别提到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讥讽该书太高抬《孙子》，竟把兵书列入哲学史的范围。
兵书是技术书，最讲实用，这样的书，难道也有“思想”，也有“哲学”吗？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他们会问。
我说，当然有——不但有，而且很有。战争，人命关天，千变万化，奥妙无穷，不动脑筋，不长心眼，那不是找死？
哲学是爱智之学，兵法最讲智慧，里面当然有哲学，而且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哲学。我甚至可以说，中国式的思维，和兵法有很大关系，不懂兵法就不懂中国哲学。
1930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他曾拒收《孙子兵法》。但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这么看，武装斗争出身的毛泽东不这么看。
毛泽东研究兵法，主要在1936?1938年，兵法和哲学是一块儿读。1936年，他写信给叶剑英，让他派人到白区买《孙子兵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他引用过《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937年，他读过苏联出版的哲学书。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身，1937年7?8月）中，他引用过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关于辩证法问题》，也引用过《孙子?谋攻》（同前）。1938年，他在延安组织过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读《战争论》，读恩格斯的军事著作，请何思敬从德文翻译，边译边讲。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他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郭化若将军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他写过《军事辩证法》（1999年），写过《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1939?1940年），写过《白话译解孙子兵法》（1944年）。他们都把《孙子》当作很有哲理的著作。1949年后，中国各大专院校的中哲史教材普遍讲《孙子》，讲《孙子》中的辩证法，应该说是延安的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