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大传1 《孙子》的斗争哲学(1)



  《孙子》是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兵书中的经典,不但在中国是经典,在世界上也是经典。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普适原理,没有文化特点,也许过了一点,但这书讲的道理比较通用,文化心理的隔阂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古书,世界公认,争议少,谁都说好,这本书是代表。

  兵法是研究人的大道理

  《汉书?艺文志》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属于人文学术,大体相当现在的“文史哲”;后三类属于科学技术,大体相当现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当然还有相关的技术,当然还有现代人称为“迷信”的非科学成分。

  中国传统:人文,经为首;科技,兵为首。

  中国古代,兵学很发达,说别的可能脸红,这事一点儿不吹牛。历史上,中国的兵学最发达,搁到全世界去讲,也一点儿不吹牛。

  研究人类社会,现代科学叫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主要有两大学问,一门是政治学,一门是经济学。经济学,发达比较晚,不如政治学。

  《礼记?哀公问》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

  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西方传统,研究人,主要有两门学问,一门是伦理学,一门是政治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原来是搅在一块儿,老是分不清。古人都讲“以德治国”,我国这么讲,外国也这么讲。大家都盼望“好人政治”,相信“好人”搞出来的政治一定是“好政治”。

  柏拉图作《理想国》,喜欢讲正义。他老把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混为一谈,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

  这类想法,和我国差不多。比如孔孟一派的思想家就这样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没有小,焉有大。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细胞,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

  这是小道理管大道理。

  亚里士多德作《政治学》,才把伦理和政治分开来。他知道,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的“城里人”,离开城邦,什么也不是,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动物。

  马基雅维利作《君主国》,第一次把政治当作一个“坏世界”来讲。他把政治从伦理剥离出来,才有了独立的政治学。他很像中国的法家,讲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跟道德掺乎,非常诚实,非常坦白,非常严肃,因而也非常冷酷。

  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们都强调大道理管小道理。

  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政治学,也没有社会科学。

  中国的政治学,告别道德后的政治学,叫“刑名法术之学”。这门学问,毫无疑问,是由法家奠定。但法家成于秦也败于秦,在中国的道德世界始终抬不起头。只有它的兄弟学科一脉单传,留于后世。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兵法。

  中国的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兵法”。战国晚期,天下流行的是“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韩非子?五蠹》),治国和用兵分不开。特别是讲“大战略”,两者分不开。现代军事学,头一条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兵法,早就这么讲。

  《孙子》开篇讲“五事七计”,“五事七计”的头一条就是“道”。“道”是政治。

  我国古代,“道”是终极性的原理,管着一切小道理的大道理。

  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有各的大道理。数术讲天地,方技讲身体,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真正讲人,主要集中在兵书。

  兵书是讲“人道”。

  《鹖冠子?近迭》有一段话,和《礼记?哀公问》形成对照: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

  鹖冠子曰:先人。”

  庞子曰:“人道何先?”

  鹖冠子曰:“先兵。”

  作者生活于杀人盈野的战国晚期,当时的战争太残酷。其惨烈程度,空前绝后,只有上一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相比。这对人的世界观是很大的刺激。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很难理解历史。

  战争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兵法是解读历史的金钥匙。

  中国人是把兵法当作研究人的大道理。

  兵法是一种斗争哲学

  兵法研究的是人。

  有人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冲突,小则妇姑勃谿,大则你死我活。

  人比动物更能“窝里斗”。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借西方哲学概念重新诠释中国的子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两部开山之作。他们都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

  兵书,按传统分类法,是附属于子学。中国的技术书都归子学。过去,儒经占据统治地位,子学低于经学,技术又低于子学,《孙子》没有地位。除了军人,除了喜欢议论军事的文人,没有多少人关注《孙子》,更不用说其他兵书。子学也好,兵学也好,都是赖西学而复兴。

  胡适、冯友兰,他们讲先秦哲学,是以儒、墨、道为主,虽涉名法,旁及阴阳,但于兵书、数术、方技,全都不着一字。冯友兰讲他的“取材标准”,特别提到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讥讽该书太高抬《孙子》,竟把兵书列入哲学史的范围。

  兵书是技术书,最讲实用,这样的书,难道也有“思想”,也有“哲学”吗?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他们会问。

 孙子大传1 《孙子》的斗争哲学(1)

  我说,当然有——不但有,而且很有。战争,人命关天,千变万化,奥妙无穷,不动脑筋,不长心眼,那不是找死?

  哲学是爱智之学,兵法最讲智慧,里面当然有哲学,而且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哲学。我甚至可以说,中国式的思维,和兵法有很大关系,不懂兵法就不懂中国哲学。

  1930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他曾拒收《孙子兵法》。但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这么看,武装斗争出身的毛泽东不这么看。

  毛泽东研究兵法,主要在1936?1938年,兵法和哲学是一块儿读。1936年,他写信给叶剑英,让他派人到白区买《孙子兵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他引用过《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937年,他读过苏联出版的哲学书。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身,1937年7?8月)中,他引用过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关于辩证法问题》,也引用过《孙子?谋攻》(同前)。1938年,他在延安组织过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读《战争论》,读恩格斯的军事著作,请何思敬从德文翻译,边译边讲。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他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郭化若将军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他写过《军事辩证法》(1999年),写过《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1939?1940年),写过《白话译解孙子兵法》(1944年)。他们都把《孙子》当作很有哲理的著作。1949年后,中国各大专院校的中哲史教材普遍讲《孙子》,讲《孙子》中的辩证法,应该说是延安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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