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一个现在正在以色列留学、一个85后、也是一个所谓的“富二代”突然在网上问我:你们采访过美的吗?觉得它怎么样?他说,他刚给来中东考察的美的老总当了几天的希伯来语翻译,并很快被获邀让他加入美的。这份邀请让这个年轻人心有所动。“我爸爸公司太小了,得不到锻炼,我需要去大公司看看别人是怎么发展的,这样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公司10多年来还那么小。”
不过,这个有志向的年轻人不是本文标题里要说的“这一代”。而是——接下来我八卦地问他:哪个美的老总去了以色列呀?他说:何享健。
对话框里的“何享健”三字让我稍有意外。几个月前何将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之职出让给方洪波,而且这段聊天发生的时候,本刊正决定将本年度“影响力榜”的终身成就奖授予何享健,于是其时我单方面陷在何已半退的错觉中。那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跟其他诸多“第一代”一样,何享健的一大部分精力正倾注在海外市场的考察与开拓中。曾经的“终身成就奖”任正非、张瑞敏是这样,今天其他的多位上榜者,包括跟何同获终身成就的马蔚华、还有退居董事长而常年奔波于海外的侯为贵也是这样。
你可能会说,不就国际化吗,都说了多少年了!可是我要说的是——你意识到了吗,在全球百年商业史中,当一个国家现代商业力量刚开始崛起时,像中国企业这样,在第一代手上就被速速带往海外的,不多。小国(像日本、以色列、北欧小国)因为国内市场太小,一开展生意必然是全球性的,但对于大国公司而言,第一代就被迫要走向海外,在以前没必要、也少见,这是全球化对于创始人的残酷挑战。且不说福特通用这些老美国制造企业的创始人不用过这个坎,甚至被视作全球化产物的沃尔玛的创始人,也没遭遇到类似挑战。1992年,沃尔玛在创业二三十年后才进军墨西哥,这是沃尔玛第一个海外市场,而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也恰好在这一年辞世。印度那些根基很深的家族企业,如塔塔,也是在传承延续了100多年后,才开始国际化之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对于创始一代来说,他们闯过创业路上数关,在本土市场上催开出了自己的商业奇葩,已殊为不易,而要再引领企业上一个格局,这格局关乎视野、战略、人力、管理、文化气质,几乎要求创始人要将自身脱胎换骨大半个,而且烈士暮年,精力体力难免下降(商业也是个体力活儿呀!),真是难。所以华为这样一家通信制造企业,在创始人领导下能将海外营收做到占比70%以上,确乃奇迹。
如果说像侯为贵、何享健等70岁左右的老人,是在为中兴和美的的国际化探路试水,不一定能享其大成,那么对于马云、张近东、李书福等这些更年轻的四十来岁的“第一代”来说,国际化是判其下半场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最后使命”其二,当然是第一代能否安排好恰当的交接班。这是在任何时空下都在挑战和煎熬企业领导人的艰难话题。而据我了解,很多在上世纪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不管情愿或不情愿,都走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时间,压力很大。“这一代”的最大使命是否达成,还要靠“下一代”——如本文开头的那位85后来反证。
你看,若干年前,我们还常把“改制”列为第一代的重大甚至最终使命,现在,我们在更多的谈论一些更符合正常商业规律的话题。所以,中国商业或多或少进步了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