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过去的10 0多年中，世界上出现了两次大的全球化，第一次是从1870年到1 9 1 3 年，第二次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应该说，这两次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完全不一样，在第一次全球化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在第二次全球化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发展自身经济。 在过去的30年中，平均而言，中国每年出口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如果按照不变价计算，中国2008年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则是1978年的83倍。累积起来，出口增长是GDP增长的6倍多，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3 7 %。在全世界十大经济体中，只有德国超过这一数字，为39.9%，高于中国两个百分点，其他国家则远远低于37%，美国只有8.4%，日本是16.3%，英国是15.7%，法国是21.6%，意大利是2 3.4%，西班牙是7.4%，加拿大是29.2%，巴西12.2%。 在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出口占GDP的比重如此之高，这本身就难以想象。无论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未来一轮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再继续依靠过去3 0年，特别是最近2 0年来的高出口。在未来，能够保持出口与GDP的同步增长，已属于不易的事情，更不用说像过去那样，使出口高于GDP的1.5倍。如果出口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那我们该如何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这关系到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国内市场潜质有多大？
从经济规模上来看，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非常大。中国拥有31个省市自治区，根据经济规模来排序，广东第一，山东第二，江苏第三。如果将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当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它们的GDP将大于很多独立国家。如排在我国第一位的广东将排在世界的第18位，相当于排在第17位的土耳其的67%，会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比利时、瑞典、瑞士、沙特；排在我国第二、第三的山东和江苏则会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爱尔兰、南非；排在我国第五位的河南则会大于芬兰、葡萄牙、哥伦比亚；我国第六位的河北则会大于捷克、尼日利亚；我国第七位的上海与第八位的辽宁都会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乌克兰和智利；而湖北的GDP会大于巴基斯坦、菲律宾，湖南的GDP则大于联合国联合酋长国、埃及，福建的GDP大于匈牙利，西藏的GDP大于蒙古。另外从人口规模来看，中国也有着不容小觑的优势。2 0 0 年前英国崛起时，世界人口约10亿，其中英国占2%。100年前美国崛起时，世界人口约16亿，其中美国约9000万，占5.8%。而两个时段的中国人口与彼时的英国与美国差不多，甚至还要多。当今，中国是第一大人口国，一些国家的人口规模甚至比中国的一个省还要小，西藏就是中国人口最小的省，但它的人口却多于蒙古。 通过这两组数据，我们的确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中国本身潜力究竟有多大？如果中国本身就是世界，就是全球，那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潜力有多大？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唯一的区别就是由主权所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国际贸易可能需要护照，需要关税，还有很多非关税的限制等，如果不需要这些，那它与国内贸易本身没有太大的差异。最近人们经常提到的欧盟一体化、东亚一体化，它们的目的无非是消除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之间区别，将两者统一。 但在过去的3 0年中，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国际贸易的成本比国内贸易的成本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中，可能外部条件的原因，比如山东的企业宁愿与南韩做生意，而不愿与西北的企业合作，主要原因在于从山东到南韩的运输成本比到西北低。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与2 0年前相比，相同的运输距离，所花费的时间减少了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过去需要3天时间才能送达的距离，现在只需要1天或者1天半；过去需要3小时送达的距离，现在只需要1小时，甚至半小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在开发国内贸易时我们面临的障碍不是过去所面临的硬件问题，而是软件问题。但其中有多少问题是由政府的政策法律导致，有多少是由企业行为方式导致，这都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那我们完全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弥补上由于国际贸易不可能持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33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非常惊叹地写到：中国市场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不同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可惜的是，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发掘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