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山中小居 最后一次政府破产事件 公元前256年，洛阳的周王城外，愤怒的平民们把国王的宫城团团围住，人们手持债券，高呼着要国王还债的口号，同时不断和阻挡他们进宫和国王理论的卫士们推推搡搡着。 在王宫内，一个神色慌张的老人躲在一个高高的台上，羞愧难当。他就是东周的最后一位国王——周赧王姬延，人们手持的债券正式他不久之前签下的。 周赧王之所以沦落如此，起因在于一次失败的投资：楚国想抑制秦国势力的扩展，派使者请姬延以天子名义，号令各国协力攻秦。 在反复权衡形势之下，周赧王觉得这是很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于是组织了一支五六千人的军队，可是缺少武器、粮饷。于是政府就老百姓“集资”，并且还写下了欠债条，答应周军班师之日以战利品偿还。不料风云变幻，各大诸侯国失信，除了楚、燕两国派了很少一些兵来之外，其他四国的兵马都不来，等了3个月之后，“投资”失败的周赧王只好命令部队撤回。 屋漏偏遇连夜雨，债主们得知没有得到任何投资回报之后，纷纷跑到王宫来逼债，国王还不出债，只能到高台上躲避。这个高台也因此被称为“债台”。 虽然当时没有任何关于破产的法律，但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政府破产的事件。此后不久，秦军来逼，周赧王降伏于秦，被发往别处安置，东周灭亡。 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个永远不会破产的政府诞生了。因为此后的政府再也没一个在手拥强兵的条件下，不会不横征暴敛，视老百姓的财富为政府的“外库”。 “债台高筑”的故事，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微不足道，却标明了一个起点：一个缠绕中国老百姓2000多年的噩梦即将开始。从此之后，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将告终，一个血淋淋以暴力掠夺老百姓的时代即将开始。 古老的誓言，曾经光明的前途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债台高筑”的故事只是我们在教导儿女时才会记忆起的一段荒诞不经的往事，或者是一个不值得多加注意的笑料而已。那位垂死挣扎的周赧王更是被我们视为一个泥古不化的老头子——手中有将有兵，还怕几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然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故事，也有它的规矩。其中，一段历时弥久的盟誓却值得我们永久回味。 这段故事记载在《左传·昭公十六年》中：“（韩）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也，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市利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这段话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师郑国著名的贵族韩宣子想要从一个商人那里强买自己所喜欢的玉环，价钱都谈好了，这个商人却说要征得郑国的执政子产的同意才能卖；而子产却拒绝了这桩买卖。 子产的理由是：郑国国君与商人世世代代都有“盟誓”，具体内容为商人不得背叛国君，而国君不能强买，更不能豪夺，必须尊重、保护商人的利益和财产。 这段盟誓起源于公元前773年郑桓公东迁，当时为了争取商人们的支持，立稳脚跟，所以有了这段誓言；子产说这段话，则在公元前523年，这时已经相隔250年了。 虽然世易时移，郑国这时已经历经了十多位君主，由衰而盛，由盛而衰，已经好几个轮回。但是无论是商人还是统治者，都能够这样坚守誓言。相比于我们现代某些管理者，朝令夕改，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在东周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人们仍然恪守着传统的道德。其中“信”成了社会道德规范之一。《周易》说：“人之所助者，信也。”如果转换成现代词汇，“信”就是契约精神，这正是现代商业社会能够立足的基础。 正是因为“信”，虽然战乱不断，东周呈现了明显的商业社会特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弃仕从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曾在卫国做过高官。相比起在2003年，温州市副市长弃官从商在全国引起的轰动，真是恍若隔世。 即使在战乱时期，商人们的利益也能够得到保证。《左传》中弦高经商途中，遇到偷袭郑国的秦军，居然没有被这批军队掠夺，落得个落荒而逃，居然还敢不慌不忙，准备好了牛，假充郑国国君的使者，吓唬了一下秦军。这在后世，根本不可想象。 契约精神的存在，使得在东周时期，无数的商人争先逐利。他们南至楚越，北达幽燕，东至齐鲁，西抵关中，可谓是足迹遍天下，却没有任何当时政府会剥夺他们的忧心。 因为制度的保证，当时商业的繁荣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魏国宰相白圭和孟子讨论是不是应该把全国的税收降低到二十分之一。这位白圭也是商人出身，他的生意经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他的政策说穿了，就是想利用低税率吸引商人到魏国来，用工商税来弥补田赋。这样市场上的商品多了，既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也能为老百姓减轻负担，促进国家经济繁荣。 在今天的我们，如果离开当时的金戈铁马，离开当时权谋政治，去揭开一张张陈旧的面孔时，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们和我们现在多么相像。 其实我们何须亚当斯密，他的主张只不过在拾两千多年前我们祖先的牙慧而已。在东周时，除了一些现代金融工具以外，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股份制、流通企业等等，几乎全部出现。 全面繁荣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 希望破灭的两场对话 天光激励天使, 神秘不可名状； 巍巍造化之功， 和开辟那天一样辉煌！ ——《浮士德》 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在我们祖先即将步入天堂时，我们却步入了看似永恒的地狱。黎明消失，黑暗即将笼罩大地。光明，只留给我们永远的回忆，和无尽的哀伤。 造成黑暗的一切原因由来已久。只需要一点力量，就能毁坏光明。在公元前377年，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展开了，对话者是孔子的孙子和卫国国君。
《资治通鉴》上记载了这场几乎被后人忘却的对话：“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这也是一个现代人看似笑话的故事：子思跑去对卫侯说，苟变这个人很不错，可以当大将，卫侯回答道，这我也知道啊，不过这个人品德不是很好，以前到老百姓家里收赋税的时候，吃过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就没用他。子思就教训了卫侯一顿，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战乱纷飞的年代啊，你还讲这些小节干嘛？卫侯想了想 说，对啊，我这么做是SB吗？ 这场对话表明，一场改变一切现状的风暴即将来临，一个充满了道德洁癖的社会即将变成即使再污秽，再肮脏也不会被人嫌弃的社会。 然而对于当时的参与者而言，这也是非常迫不得已的举动。古史记载，夏代时“天下万邦”，到了商代，只剩下五千多，西周开国时，诸侯国有三千多。而到了这时候，经过列国兼并，西方的大国只剩下秦国，中原以北的晋已经被赵、韩、魏三家分掉，北方方唯有燕国，东方的大国主要是齐国、南方还有楚国。也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 鲁国、卫国之类春秋时的明星国家只能苟延残喘，至于那个坚守信义的郑国，不久就被干掉了。这正是群雄争霸之时，道路交通之中,处处都是来往寻求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英雄人物；而各国君主也为了自己的基业永固，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这个时代，圣贤并世,英雄辈出,同时百家争鸣，各个学派竞相向君王贡献出自己的学说，以图君王能够一用。不但个人一夜得千金之利，而且还留万世之名。 虽然在战国时期，献计献策的人，几乎无一不是鲜廉寡耻之徒，却能为国家所用。因此，在子思眼里，卫侯这类人居然会把私下吃了两个鸡蛋的人才弃而不用，实在是太可笑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然整个“国际社会”都形成了这样的风气，那就难以改变。反对的人就成为异类，连古板之极的卫侯也决定要改弦更张。真是“形势逼人强”。 在这种气候之下，什么道德什么廉耻，统统滚到一边去。富国强兵才是硬道理，至于未来有什么后患，当时的君主们也无暇多想，反正只要能保住祖业不至堕落。“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魏国实行了李悝变法，果然强盛一时；楚国不甘落后，在公元前391年实行吴起变法；而后秦国是商鞅变法，随后而起的还有齐国的威王新政、赵国的胡服骑射、燕国的乐毅改革。 尽管互不相同，这些改革的特点均有一个共同点：崇尚“利”，主要就是作为君主的人能拿到多少，至于贵族和百姓，拿多拿少，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路上，还有口饭吃就行了。 诸侯国纷纷重“利”的情况，让生活在当时的孟子颇为忧虑。于是就有了另一场对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 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冲过去见魏国国王，这位国王张口就问，您来了，对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利？孟子回答说，何必要说利呢？只有您保持仁义，就是对你最大的利了。 接下来，他分析了追求“利”的后果：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