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目前，中国与东盟关系被认为“处在近50年来最好状态”，甚至还出现了“兄弟关系”（中国与缅甸）、“黄金时代”（中国与菲律宾）等提法。显然，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发现越来越难以抵御中国在经济援助上的压倒性影响力和软实力。到近几年，大多数东盟国家已被北京有关“和平崛起”的声明及友善支持者的形象说服从而打消了疑虑。从过去的互相不信任和指责到今天的自贸区，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在东南亚地区的角色转变和形象更新，由输出革命到输出商品，最近开始输出资本，逐渐在该地区建立起领导作用，日益成为一个令人信服和依赖的大国。
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不仅需要一个和谐的内部环境，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尤其是周边环境。这正是“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理论的主要背景。而在这个过程中，消弭“中国威胁论”，成为一个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更让国际社会放心和信赖的可敬可信的力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中国通过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在东南亚增信释疑，显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开始。
谨防“中国威胁论”再起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显然更多是出于政治与战略的考虑，出于睦邻友好的外交需要，经济上的逻辑并不清晰，只是中国希望通过自贸区的构建来加强双边的合作态势，让东南亚国家相信它们也能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获益。至于中国能否从中获益，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如何，并不是主要的考虑。
但自贸区的建成主要靠政治上的推动，建成后的运转更多是一个经济话题，运转的效果更是取决于客观的经济规律。
从国际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仍同处于国际产业链下段，还没有拉开距离，产业出口的竞争面自然相对的大，这使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心与警惕居高不下。
而据统计，在中国对东盟贸易中，在华外资企业占60%以上。近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增长，多因这些外企内部或之间的贸易增长所造成。同一产品往往需要过境两次甚至多次才形成最终产品。这样的价值重复计算，双边贸易额飞速上升，但实际产品数量并未相应增加，造成贸易数字的虚肿。而这一重复计算约占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30%以上。
再者，转口贸易也占中国东盟贸易额中相当的成分。例如，在中国同新加坡的贸易中，过境转口贸易占中国对新出口的46%，占新加坡对华出口的40%。换言之，许多出口产品，虽然算入贸易总额，但最终并不进入彼此的消费市场。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大量的中国商品会以零关税进入东盟市场。东盟国家对此反应不一，新加坡是工业国家，它可以把生产、投资拿到中国，利用中国的生产能力把新加坡转型成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业社会，因此持欢迎态度；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反应就复杂很多，担心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会危及本国的制造业。如果后一种情况果真出现，不排除东盟国家会出现新的“中国威胁论”，这样一来，自贸区不仅不会增加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互信，反而会起反作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在该地区增信释疑的努力会付之东流。
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东盟所有成员国都加起来，它们的GDP也只相当于中国的1/3。上海经济总量是新加坡的 1.5倍。广东GDP大于印度尼西亚。而中国的中等省份广西和云南，两者的经济合起来也要超过越南、老挝和缅甸。因此，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东南亚必然对风险更加警惕。
而中国也未尝没有把东盟国家当成原材料供应地和原料进出通道的想法，流传已久的中国在印尼和缅甸砍伐原始森林的传闻，对中国摆脱“经济殖民主义”的形象，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记者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某个国际场合，中国学者就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问题，做了耐心的解释和澄清。但国外学者却打了一个比喻：大象尽管是食草而非食肉动物，但它如此之大，谁呆在它身边都会有些担心，何况大象一旦发怒，其后果也不得了！
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大象”，也就是在用来比喻中国。这种心态，是东盟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很难完全消除，一遇合适的土壤就可能发酵。
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把东盟国家当成廉价商品销售地的想法，大力推进产业升级，避免和东盟国家在这一点上迎头相撞，产生纠纷和摩擦。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制造业领域发生了几件引人注目的事情：腾中获得悍马品牌、商标和商品名称的所有权；2009年胡润中国富豪榜，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以财富人民币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这说明，中国已经不仅仅在承接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以汽车、大飞机、化工、重型机械为重点的世界产业链中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都在向中国逐步转移。在全球化的世界产业大分工中，中国由世界产业链条中的第三梯队向第二梯队进军。这是“中国制造”本身的好消息，对中国和东盟关系和长远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好的契机。
何谓“负责任”？
30年来， 中国从一种边缘的、反抗的国际形象，变成了趋于中央位置的、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而何谓“负责任”，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过去几年来，中国的领导人携带大批贷款和援助资金频繁访问东盟各国，帮助缅甸和老挝等国家修建公路和港口，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慷慨地承诺大笔投资。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北京的政治影响也不断增强。
显然，中国对“负责任”的理解，还更多停留在输出利益，自己吃亏、让别人占便宜的层次上，以为经济上的好处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互信。在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时代，中国曾经本着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的理想向一些国家提供大量的无偿援助和各种支持，甚至牺牲了不少人，换来的只是廉价的赞扬和口惠而实不至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对本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无法正确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而且在当今的时代也是行不通的。
到了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摈弃了这种做法，但它在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外交无小事”、为了面子好看而不计成本地付出，这些情况在中国外交中并不鲜见。而从世界范围国家关系发展的历程看，维系两国关系的最深厚纽带，经济利益只是一个方面，建筑在经济之上的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道德制高点，则更为根本。
2009年，大国纷纷增加了对东盟的经济和战略投入。中国决定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首次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美国与湄公河下游流域国家之间的合作正日益加强；日本与湄公河5国领导人在东京举行首次会议，加强了日本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弱势的一方，东盟可能会对经济利益更大的一方有更友好亲近的表示，但南海问题的存在、历史的纠葛和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疑虑，使得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始终很难达到新的高点。我们应该看到，目前中国东盟的外交还停留在首脑层次，即领导人互访频繁，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并没有深入到社会中下层，仍未形成巩固的多层次、多方位、多行业交流，以及各部门和各团体之间机制与渠道的衔接，或者是经济的深层链接和融合。
往深处看，更难的是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链接和融合。在东南亚，不同的文化、种族、宗教、政治交织在一起。这里向来有五大文化，即伊斯兰、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与道教文化。中国即使在历史鼎盛时期，其儒教与道教文化只出现于越南，而未能在东南亚其它国家盛行。要达到与其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链接和融合，谈何容易？
显然，无论从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还是“中国制造”升级的角度，东盟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但这条路，至今仍然漫漫而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