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黄亚生 我最近在做关于中国消费的课题，统计数据里有一个现象：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大大加快，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却同样在这一时期开始下降。 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一个市场化过程，而是政府驱动的过程，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出现市场驱动的城市化带来的经济上的效益，比如应该出现中产阶级，应该减少谨慎性消费等。抛开我们常常讲的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的问题之外，我发现最重要的因素是“农民工现8202;象”。
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还发生了这种情况：大量农民从农村跑到城市来打工，他们的收入有了一次性的增加。按说他们来到城市以后，应该能享用城市提供的诸如教育医疗方面的公共产品。从常理来说，工资大幅增加，可能储蓄率会略有增加，这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人的消费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像我作为中国人，到了美国，虽然挣的是美国工资，但也不会马上像美国人那样消费，消费习惯基本上还是中国人的方8202;式。 农民从农村跑到城市，消费的习惯基本上还是延续过去的。但农民工除了这些习惯外，他们拼命存钱的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享有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储蓄率的增加，比如原来农民工的储蓄率是20%，由于消费习惯，他们的储蓄率变成了30%，但是现在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因为无法享受医疗等公共产品，他们的储蓄率变成了40%、45%。 因为来到城市里，他们享受不到任何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公共产品，他不可能把小孩送到本地学校去，他看病也不可能公费医疗。他怎么办？他必须把所有可能的钱全部存起来，以便孩子能上学，家人能看病等。 农民工对中国消费到底会不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要拉动内需，我们有没有必要改善这部分人的消费习惯？首先农民工人数达两亿三，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第二农民工的崛起，对中国宏观经济有很大影响，农民工生产袜子，生产鞋，产出能力非常大，但是他们不消费。 中国经济失衡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产出很高但不消费。中国经济失衡，农民工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应该了解他们，改变他们，不能漠视他们的缺失。 农民工之所以不消费，是跟中国体制有关联的，并不是农民工自己造成这种现象。中国要解决内需问题，应该通过体制改革去解决，而不是通过中国政府主导驱动的城市化过程。 《时代》周刊把中国农民工评为年度人物，因为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保8”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觉得他们在消费中也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取消户口制度的歧视，让他们享受城市公共产品，这个庞大群体对整个消费市场的改善还是相当可观的。这种改变不仅在于改善消费，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过程。 在这次调研中，我发现国内没有经济学家研究农民工，在中国，只有社会学家、律师把他们作为社会现象在关注，我觉得非常奇怪的就是中国研究经济的人为什么不重视这个问8202;题。 现在政府开始搞家电下乡运动，这种做法我并不反对，但我觉得这后面有一个假设，就是认为农民是有钱不花。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在这儿，你得把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些问题解决以后，再去考虑销售的问题。现在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销售渠道的问题，这个假设前提是错的。我们要解决的是农民工为什么有如此高储蓄率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因为他们的未来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产品下乡其实是在走弯路。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