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中国来说，目前已经到了重估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时候了。 撰文/李明旭（安邦咨询分析师） 人民币汇率问题很可能会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热点，因为美国政府已打算对人民币升值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3日明确表示，美国必须处理的其中一个国际挑战是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的货品价格不会被人为地推高，而他们的货品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奥巴马还说，会对中国采取较强硬措施，确保对方遵守贸易法则。有国会参议员更敦促奥巴马，正式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 近期，中美关系已经变得颇为“热闹”。先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谷歌意欲退出中国的问题作出表态，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然后美国对台军售，同样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奥巴马此前又决定会见达赖，而现在看来，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也将一改奥巴马上台以来的一贯软弱作风。 在我们看来，奥巴马对华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改变，都是在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下作出的。今年以来，原本对外政策和对内经济政策较为温和的奥巴马政府，其民众支持率已出现直线下降，此前民主党更是在最近的选举中丢掉了参议院的绝对多数。这种情况迫使奥巴马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并逐步向民粹主义路线靠近。无论是决定对大型金融机构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还是要推行针对银行涉足对冲基金、股权投资等领域的“沃尔克法则”，美国政府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了政策的转型。 同样，在奥巴马1月末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今年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创造就业。而若能够促使中国进行人民币升值，美国民众和国会就会认为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将减少，并能够挽救美国本土的一些就业机会。 因而，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缓解国内政治问题和增加国内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表示，明白议员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因为这也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他相信中方会采取行动。 据悉，2月5日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G7）财长会议上，美、日、加已和其他成员国达成共识，将联手敦促人民币升值。接下来，美国财政部将在4月发布半年货币报告，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人民币升值必定会加大施压的力度。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人民币升值问题势必又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热点。而在我们看来，对中国来说，目前已经到了重估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时候了。目前，国内的出口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在去年12月，中国月度出口规模达到了历史第四高位，而月度进口规模更是创造了历史新高，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外贸的复苏趋势已经确立；而根据中金公司的预估，2010年1月份进口金额可能比去年同期高出一倍，出口成长幅度也可能达到30%。今年出口形势的继续转好，将为人民币适度升值提供基础性条件。 此外，目前国内的通胀压力已经比较大。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CPI指数很有可能在上半年达到3%左右，从而使实际利率面临为负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也将有利于增强国内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并能通过降低进口产品（主要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压低通胀。在来自国际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政府正可将人民币升值作为一个博弈筹码，以换取美欧等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这应是一个双赢之策。 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再次被推到了中美关系的风口浪尖。而对中国来说，目前出口复苏的情况已经使人民币汇率具有了与美元脱钩、对美元升值的基础性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也将有利于增加国内的加息空间和降低进口产品价格。因而，近期人民币升值具有现实可行性；同时，也不要低估了政府近期采取升值措施的可能性。 驻京办 并非「撤」字了之 只有当地政府能够平等地获得财政资金和项目， 驻京办“跑部钱进”的现象才能解决。 撰文/杜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春节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地级市驻京办经省政府核准可保留，所有县、县级市、旗、市辖区人民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在6个月内被全部撤销。 驻京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出差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现代意义上的驻京办诞生于建国初期，是各省与中央各部门保持“上传下达”的纽带。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驻京办，开设于1949年，最初的功能是方便京、蒙两地的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其主要任务也逐步发生变化。
最初，驻京办对协调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间的关系尤其必要。但最近几年，一些驻京办脱离了设立的初衷，逐渐沦为“跑部钱进”的阵地。同时，为了解决经费的不足，部分驻京办官员打着政府的旗号，扮演了亦官亦商的角色，催生了一些腐败现象。 驻京办之所以在公众面前没有良好的形象，主要原因在于驻京办作为联络机构，只是为官员服务，同民众之间有很大距离。同时，近年来一些驻京办涉及腐败大案，如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原主任王福友、成克杰案中广西驻京办原副主任李一洪、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原主任崔力；以及“河南许昌、漯河驻京办为了招待客人，花了66万余元却买到777瓶假茅台”这样的新闻等等。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2006年调查整顿驻京机构就被中纪委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国家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直言：“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 因此，这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意见》要裁撤驻京办尤其必要。但在中国的现行财税政策及行政管理体制下，整顿驻京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制度上看，目前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中一些部门手中握有太多至关重要的项目审批权和转移支付的资金划拨权，这些部门的审批权和资金划拨权的使用关系着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也关系着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驻京办“跑部”就有足够大的动力。 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驻京办“跑部钱进”的问题，就需要对重大项目审批和财政转移支付权力进行完善和规范，从源头上进行解决。只有当地政府能够平等地获得财政资金和项目，驻京办的问题才能解决。然而，项目审批和财政转移支付权力的完善和规范涉及复杂的关系，短时间内很难解决。 事实上，驻京办的存在及不规范问题都是围绕“跑部”展开的。无论是驻京办的送往迎来，购买高档烟酒，其背后动力就是地方政府从中央部委获得更多项目和资金的需求。如果能够解决审批权和支付权，可以相信驻京办将会自动裁撤。 另外，驻京办作为地方政府的外设机构，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也是驻京办形象不佳的一个原因。一些驻京办官员一面领着财政薪水，一面在京经营企业，形成了亦官亦商的局面。当地政府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 “批判驻京办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驻京办本身没有问题，产生驻京办的体制才是根本问题。假如不尽快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即使撤销了所有的驻京办，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替代性机构出现在首都街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驻京办管理司前司长戚占云如此表明他的态度。 可以说，驻京办是种种利益纠结之表象，可以是“恶之花”，却不是“罪之源”，一纸“撤”令，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北京 谁的世界城市？ 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并非难题，但究竟是谁的世界城市将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撰文/何仁（资深媒体评论员） 在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市政府报告中提出“北京要建设为世界城市”的目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什么是“世界城市”？有关人士给出的条件是：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5个方面，并具备以下6个支撑条件：一定的经济规模；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国际交通便利；科技和教育发达；生活居住条件优越。 那北京离世界城市的目标有多远呢？据统计，2009年北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富裕程度的标准，处于中上等。当人均GDP突破1.1万美元后，将进入发达国家阶段。 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则显示，在全球城市GDP排名中，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上升迅速，在2008年上榜全球城市排名都居前40名。2009年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超过6500万人次，是世界第四、亚洲第一大机场，而今年的旅客吞吐量有望达到7500万人次。以这些指标衡量北京已经算得上“世界城市”了。 可是，另一则消息似乎有些奇怪。据媒体报道，一些白领人士纷纷离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返回二三线城市工作、定居。一方面是向世界城市迈进，另一方面是城市精英离城而去。一个城市的发展与城市中的人口结构有重大关系，而这种背离凸显当前大城市发展政策与现实的冲突和无奈。 一是环境资源与人口压力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前，北京的总人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700万～800万人之间。改革开放后，束缚人口流动的因素大为减轻，北京的人口增长压力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压力急剧放大。 北京原计划到2020年将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可早在2007年6月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4万，流动人口总量为510.7万，全市实有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700万，现在更是超过了1800万，提前十几年就突破了控制目标。 二是超大型城市发展模式的问题。纵观世界超大型城市发展，大都经过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出现贫民窟和逐渐消灭贫民窟的过程。有些城市，如印度的孟买、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大城市至今也未能完成这一过程。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完全得益于现行的户籍政策，至今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这样，一方面世界城市要有一个开放的姿态，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比较痛苦的过程。两难的抉择必选其一。 三是现行政策与将来趋势的反向发展。一线城市政府在当地户籍制度基础上也推出了许多改善民生的措施。曾有人计算过，目前附加在北京户籍上的经济利益，从小孩入托到上小学、中学；一老一小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购买经济适用房等，可达100多万元。但是，越是提高大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与二三线城市的距离拉得越大，就越使得将来改革户籍制度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再有，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是一个概念，而留在这个城市的人士又是一个概念，两者相去甚远。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意留城者达46.21%，而第一代农民工中留城者只有18.09%。第一代农民工中准备回乡的为39.8%，而第二代农民工中愿意回乡的只有15.91%。现在进城务工农民达1.6亿人。北京市的百万建筑大军基本上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难道不应留在北京？还有每年毕业的外地进京大学生及各种各样的“北漂一族”等。 世界城市的价值观念应该是身份平等，而不能是身份“减等”。看来，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并非难题，但究竟是谁的世界城市将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