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曾 刚
一场被称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国政府一致的努力下，正在渐行渐远，但其所留下的影响，或许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方能消退。和人们最初的预计相比，这场危机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小于大多数人的预期。就其直接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其持续的时间，甚至还不及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全面爆发仅一年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都走出了衰退，经济复苏迹象较为明显，资产、商品价格也重拾升势，少数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些许经济过热迹象。当然，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恐怕还是金融业的经历了。作为危机爆发的根源地，金融业在危机之初遭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2008年中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危机迅速扩散，一度把全球最为顶尖的机构都逼到了生死边缘。“两房”、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银行等一些机构被国有化；JP摩根和美国银行等机构则需要政府资金支持来渡过难关。而投资银行大佬，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则不得不放弃遵循多年的独立发展战略，先后宣布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以寻求公众资金来应对流动性风险。 复苏之路让人忘记“痛定思痛”
所有这些，在当时都预示着全球金融业或将出现深刻的变化，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华尔街模式”已经彻底破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这些机构似乎又重获新生，卷土重来，人们预想的许多深刻变革似乎也并没有真正地出现。新年伊始，美国主要的金融机构先后发布了第四季度的财报，除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继续亏损外，其他银行均表现良好，盈利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其中，摩根大通利润为32.8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盈利6.17亿美元，富国银行盈利3.94亿美元，高盛集团盈利47.9亿美元。而且，即使是继续亏损的银行，其亏损额较2008年同期也有了极大的改善，美国银行业已重新走上复苏轨迹。此外，华尔街的高收入模式也没有破灭的迹象。为确保不受政策干预，经营状况较好的JP摩根以及高盛等机构，早早就已偿还了政府资金，为一年一度的分红盛宴做好了准备。按照《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美国38家顶级金融机构的高管、交易员、投资银行家、基金经理和其他人员，2009年的薪酬会较2008年增长18%，总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450亿美元。一年前的金融危机，在这样的盛宴背景下，似乎已消散得无影无踪。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又会对未来全球金融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危机的始作俑者未得到相应惩罚 从根本上讲，金融机构的重生并非得自其自身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府的多方补贴所致。接近于零的基准利率连同“数量宽松政策”，几乎等于是无成本地向银行无限制地提供资金，银行只需将这些钱贷出，即可获得丰厚的利差收入；政府收购有毒资产的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并加速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宽松的货币政策拉抬了资产价格，并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极大地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估值状况，相当多在危机初期已经一文不值的银行资产，随着市场的回暖，价值迅速上升。由此来看，金融业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与政府政策支持密不可分。当然，鉴于金融业对于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必要之举。但这些举措，虽然取得了短期的效果，遏制了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但造成了相当多的长期问题。特别的，金融业“大而不倒”的规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业在此次危机中并未得到相应的惩罚，反而从随后的救助中获取了一场更大的盛宴。这一结果，极大地破坏了市场基本原则以及金融监管约束的公信力，这对未来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其负面影响，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逐步消除。 在危机救助中被破坏的价值体系还能重塑吗 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美国主要银行纷纷偿还政府借款，并实现盈利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在进入2010年之后，连续推出了针对银行业的政策建议，意图重塑在危机救助中被破坏的价值体系。政策建议之一是要求华尔街金融机构缴纳一项总额最高1170亿美元的税收，来偿还纳税人在政府拯救金融业计划中所蒙受的损失。根据这项计划，凡是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金融公司，都必须根据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缴纳0.15%的税收。高盛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等最多50家银行将需按照这项计划缴纳税收。此外，在1月22日，奥巴马再度抛出一个针对银行的监管提案，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大金融机构的监管，限制其规模和高风险交易，以此防范新的金融风险。其具体内容包括，禁止那些有存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并将限制其规模，试图将市场份额不超过10%的限制扩展到所有金融机构。此外，该规定还拟禁止包括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华尔街几大巨头拥有、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以及提供顾问服务等。两项政策一出，市场情绪即受到极大打击，股指连续大幅下跌。 对监管公信度的损害或许成为下次危机诱因 从道理上讲，奥巴马政府的建议并无错误。对银行征收特别税收，是因为不管大型银行是否偿还了来自政府救助计划的资金，还是从未获得来自于这项计划的资金，但都从该计划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稳定性中受益，收取相应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各方的利益，也算是符合情理。相比之下，第二项建议则意义深远。由于大银行所具有的系统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其不对称的风险收益特权，也助长了其过度承担风险，攫取高额利润的动机。在此次危机中，这一银行体系的痼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又进一步的得到了验证和强化。奥巴马的第二项建议针对的就是“大而不倒”这一核心问题，是想通过对银行规模和业务的限制，来降低大银行的系统性影响程度，进而重建银行监管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从目前看，奥巴马政府还未公布两个建议的细节，具体的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其建议的方向，已经反映出了美国政府对于此次危机发展变化的一些反思，并大体勾勒出了美国未来金融监管的大致取向。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反思，也是权衡长短期经济利益之后所必然要进行的选择。为遏制危机蔓延所进行的许多短期政策，在长期内可能会产生相当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基本市场原则和监管公信度的损害，或许会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因此，政策上必须予以全盘考虑，并采取及时的调整。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上述问题并非只限于美国，绝大多数国家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金融危机演变成盛宴的背后，金融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影响力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原有的弊端并未得到真正改变的情况下，一些新的问题又滋生了出来，有关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还是及早筹划的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