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事实上，迄今为止，如果以是否盈利和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作为依据，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效果并不佳，甚至很差。根据一些机构或专家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至少约70%是失败的，其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有人估计，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损失达到约2000亿元的水平。这些估计当然都是粗略的，但它确实让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并购、跨国经营的基础、逻辑、进程和前景做更加理性的思考。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可能不加入国际化经营的大潮之中，中国所处的各种内外经济环境也都决定中国必须加入这一进程。而且，对于一个缺乏明显垄断优势的后发展国家而言，要在很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所走过的企业国际化路程，不可能仅仅亦步亦趋地模仿发达国家，复制其慢慢积累垄断优势的路径，而要通过较强的政府主导和大国效应，创造垄断优势，走一条超常规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交学费，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即便如此，有些学费，本来也是可以不交或者少交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有关企业、经济学者能够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多一些思考，谋划，就可以不交或少交很多学费。 不过，现在也不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并购与投资刚刚进入大规模发展初期，如果现在能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仍然可以对未来的对外投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什么捷径，其基础仍然是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对基本理论的发展，以及从基本理论看待我们的现实。这一点不能回避。 三种目的、三种类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逻辑 如果按照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中国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中国企业缺乏对外投资所依赖的核心优势。然而，这些经典理论都产生于全球化之前，其现实经济背景与今天是显著不同的。在门户顿开的全球化时代，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和国际竞争环境已经全然不同，传统理论中“逐渐积累垄断优势——形成垄断优势——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投资”的理论逻辑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超越，也可以被超越，中国企业可以依据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做出对外投资以及跨国经营的选择。但是，这一新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都必定是世界经济整体的一部分，是世界经济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这就决定，一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选择必须以自己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对自身未来国际经济地位的选择判断为依据。 就中国而言，中国经济如今已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没有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的面貌将大异。中国经济受着世界经济的左右，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在实体经济方面，目前中国主要是作为世界经济链条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而存在，这极大地发挥了中国的现有优势，使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却也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麻烦，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贸易摩擦问题、产业升级问题等等。如今，我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世界的加工厂，而要不断提升自己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以此获得更多的利益，逐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上述问题。 为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现实可行的战略：一是逐步将一部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中国，转移到其他更具有加工制造业发展潜力和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途径就是大力提升中国企业在设计、研发、工艺、技术、品牌等方面的能力和竞争力，提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这两个战略的实施，恰恰都与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和海外并购密不可分。将一部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中国，主要是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这里，实现产业转移的途径就是跨国投资，特别是绿地投资，其理论基础基本上仍属于垄断优势利用的范畴。而要提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一方面可以依靠自主研发、自主创造，培育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和核心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获取发达国家已有的无形资产（技术、品牌、商标等），将其变为自己的资产，以此来快速提升价值链地位，实现产业升级。而后者，也就决定了未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方向是获取无形资产和垄断优势，其基础则超越传统的跨国投资理论。 所以，从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企业成长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等角度说，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大国的经济崛起角度来说，中国企业未来走出去和对外投资，将不会依据单一的基础，而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些对外投资活动，可以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很好地解释，另一些则超越传统理论的解释。中国的企业一方面应当熟悉既有企业对外投资理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既有理论，根据国际经营与发展的现实，积极探索。而中国的经济学者则应当及时地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以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应着重发展的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以获取国际资源、原料等为目的的投资。 中国的国际加工制造中心地位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供应者，为全世界生产，因而也就不可能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源和原料，而要使用全世界的资源。何况，中国本身的资源禀赋决定即使我们想依靠自己也不可得。这样，中国就必须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方式争取稳定的国际资源，特别是那些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而中国又缺乏的石油、矿石、天然气、木材等战略资源。为保证稳定的资源来源，中国在这些战略领域的投资甚至可以较少考虑短期经济因素：投资的资金回报是否合适，收购的价格是否偏高，这些都成为第二位的问题。因为，如果失去了对资源来源的控制，就将受制于人，经济利益也就将成为奢谈。 实际上，有关国家在允许或者拒绝中国企业的这类收购行为时考虑的也主要是政治和战略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铝、中国五矿等大型国有控股公司这些年频繁出击，在海外投资和并购；为什么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中东国家、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经济往来会如此热络；为什么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一再对中国的这类收购行为设置障碍，从中作梗。未来，这类企业的投资和并购仍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的热点之一。在这些领域的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的规模、实力，以及政府的支持，可能是决定其能否对外投资、跨国并购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 第二种，以获取垄断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投资与并购。这类投资以跨国并购形式的投资为主，主要在发达国家展开，理论上大致可以为前述国际投资新理论所解释。 早期，这类投资主要是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小规模机构，试图接近产业技术中心，掌握最新技术发展趋势，获得最新信息，从而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后来，此类投资进一步演变为直接收购某些国外企业或者业务，获得品牌、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和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等有形资产，期望通过收购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垄断优势，提升产业水平和竞争力。此类投资，如TCL在德国、法国的并购项目，以及联想收购IBM业务、海尔与日本家电企业的合作等都比较典型。金融危机以后，这类投资迅速发展，更多的中国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趁金融危机后西方企业价值缩水之机，大举收购国外企业的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诸如近期对悍马、皮尔·卡丹、沃尔沃、萨博等的收购都属于这一类型。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收购国外企业已有的无形资产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许比自己创造出知名品牌、技术更容易，不失为一种捷径。比如，直接收购皮尔·卡丹品牌和工艺，或许比国内企业花很多年时间和资源创造的杉杉西服、七匹狼更有效率。据此，我们认为，此类收购行为未来仍会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对外投资的一种重要类型。但是，这里有几个因素应当充分认识。其一，西方企业之所以愿意将其多年经营的品牌等出让，肯定是这些品牌已经过了黄金期，或者不再适合目前的市场。真正高端品牌和优质资产，是不会允许出售的。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品牌等资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需要考虑。其二，除了如危机时期之类的特殊时期外，中国企业收购这些品牌的代价和条件必须充分认识。也就是说，获取这些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与付出的收购对价相比，是否合算，要经过认真的价值评估。其三，更重要的是，一旦完成了收购，我们的企业成为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如果不能维持和发展品牌的价值，持续地进行产品创新，这些品牌的价值将很快被耗散并最终被淘汰，企业仍然是一无所有。此外，说到底，一个国家的民族企业崛起成为世界企业，都是通过自己创造的品牌实现的。很少见到靠买来的洋品牌发展成为具有深深民族烙印企业的例子，德国、日本、韩国这些后起的国家，莫不如此。所以，中国企业通过品牌收购发展自己，赚钱也许可以，最终能否走出企业成长的捷径，仍颇有疑问。 第三种，以利用垄断优势为目的的投资。这类投资是中国对外投资中，最接近于跨国投资基本理论本意的投资行为，其形式可以是并购，但更多的是绿地投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一些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在技术、规模、品牌、管理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企业的相对优势比较明显，竞争力较强。这为这些企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投资（新建投资、合资合作、收购兼并）创造了新的可能。在这一领域，诸如华为公司、中兴公司、万向集团、海尔公司以及东南沿海的许多纺织、制鞋等轻工业的民营企业等都是其代表。未来，随着中国企业技术水平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这一类的投资将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导力量之一。 在这一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应当把这一领域的对外投资与中国具有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结合起来，有意识地支持和鼓励我国具有优势的产业如汽车、钢铁、电子、家用电器、轻工、纺织等产业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通过对外投资的产业转移，实现国际范围的“腾笼换鸟”，解决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等问题，推进产业升级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