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完全同意林毅夫等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农村之外”的判断；同时，本文认为，在农村之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还必须回到农村之中，即时实施反哺；本文进而认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际上应该着力在城乡之间，通过大力发展县镇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来实现城乡一体化。 要形成并推进城乡一体化格局： 首先，在发展模式上要反思城市本身的发展模式，创建一个能够融合乡村、以城带乡（而不是挤压乡村）的发展模式。而过去的城镇发展的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一套非常复杂又比较奇怪的现代化指标，比如绿地要多少，楼要有多高，路要有多宽，这一切都是外在指标。所有这些外在的指标并没有妥善处理弱势群体问题、下岗失业问题、外来人口居无定所、业无保障等问题。 其次，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绝不是简单的大城市化、消灭农民，而是要实现城乡的互通、融合，改变城乡二元的分离、对立。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城市满大街都可见无家可归的人，中国的情况与之非常不同，原因就在于中国农民有一小块土地，从而保证中国的农民没有从无地，到无业，再到无家，最后无望（Landless、jobless、homeless、hopeless）。中国的三农问题虽然还很严重，但从过去30～6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一直在追求并实现着比较有序而合理的流动。 再次，推进城乡一体化要求解放思想，对城市和乡村观念有一种更新的理解。我们不应该将“城市”理解为“大都市”（metropolitan），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城镇化而不用“城市化”的道理。中国的一个镇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聚集的，非农业的，至少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我们通过发展镇（和县域）来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那将是一个城乡勾连的关系、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分离的关系，更不是对立的关系。
最后，推进城乡一体化，在政策层面上要立足城乡全局，坚持平等基础上的区别对待、统筹考虑、削减城乡差异。（1）要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制定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明确分区功能定位，使城乡互相促进。（2）要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财政要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特别要增加对农村道路、水、电、通信和垃圾处理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投入，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3）要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尤其要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努力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4）要着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5）要着力推进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建立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体系，改变一些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做法，充分发挥政府和社区组织在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相关制度方面的作用。 城乡协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很遥远的理念。从客观上说，如果只是一味优先发展大城市，优先发展某几个行业，优先发展沿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各种意义上的差距，包括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贫富差距被拉开，对亿万农民，对城市里的亿万居民，对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稳定与和谐，都是不利的。 当然，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水平完全一样，也不意味着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就再没有差距，而是在地缘和社会网络上城乡逐渐融合。具体地说，城乡一体化意味着城市与农村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而是在资源和财富上可以共享、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在功能上互补，在社会网络上互相融合，在文化上有相互认同。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城乡统筹，必须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维，不能陷于要么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务农，要么就是全部涌进大城市的二难困境。而统筹就是形成一个序列，在中间地带有大量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 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格局，还应该有一些软性的指标，如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也包括生态环境、服务设施、权益保障，等等。换句话，城乡一体化更应该关注社区重建，其目标就是：“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结论：走出“文明的火山” 社区发展是现代性叙事中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正是在发展主义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化）整体制度设计和结构框架中，社区才成为问题并日渐衰落。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要不要城镇化，而在于：所谓的“发展”是在什么话语和模式下展开的？它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按照“投入—产出”、“成本—效益”来计算，也需要问一问：哪些东西（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等）没有被纳入计算？哪些人（妇女、老人等）没有获得机会？贫富悬殊、地区差异、环境污染等，究竟是通过发展主义设计的梯度推进或阶段进展就能顺理成章得到解决的“自然过程”或“技术过程”，还是包含了更深刻的结构性难题和认知性难题？这些难题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良性博弈”或总是按照“帕累托最优”去加以解决或缓解？ 社区—社会的健康发展、城乡的和谐发展必须超越发展主义关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乡村—都市”、“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假设。但是超越二元论，绝不是说不要现代而要回到传统，不要都市生活而要固守乡村，不要市场而继续由政府大包大揽……恰恰相反，既然是超越，就是要破除那“要么……，要么……”的非此即彼格式，并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展现出来并阐释清楚。 几百年来，现代社会的确在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物质产品获得极大的丰富，然而共同体、公共性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洪流冲击下崩溃、解体、衰落，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强。从统计数据看来，甚至在现代化与人类的幸福与满足之间实际存在的却是“成反比”的关系（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所以，今天，“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安全感是幸福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品质，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几乎不可能提供这种安全感，甚至更不原意做出许诺。”然而，“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与解决的任务。无论把我们分裂开来并促使我们相互疏远的是什么东西，划定界线并设置障碍，使得对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起来。我们都需要获得对这些条件——这些条件下，我们与生活的挑战进行斗争——的控制权，但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控制权只能以集体的方式才能获得。”（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灾难社会”，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只有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社区—社会才能真正缓解风险，给人类幸福的港湾，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价值和意义。 在这方面，中国1919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确已经走出不同于西方三五百年来的道路。以30年来的发展为例，10多亿人，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以接近2位数增长，期间3亿多人脱贫，3亿多人就地或异地实现非农化，全国从短缺—温饱进入到小康，并且没有出现大的内部动乱（内战、饥荒，），也没有对外殖民、移民、侵略，这是整个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只要我们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走下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加强并完善社区建设，解决好城乡一体化发展，走出一条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道路，并从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论述明白，使我们自己认之理所当然、别人视之肃然起敬，中国就一定会继续对于人类有更大贡献。 （陈志刚对本文也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