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
“我曾经感到自己很不幸，大学二年级时想过自杀。”童年留给杨凤岗博士的最初记忆就是“文革”中父亲“靠边站”成了走资派时被批斗的场面。自己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受同学欺辱便时常逃学，回家又因此挨打。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他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入学后看到周围人为了蝇头小利而勾心斗角，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很是厌烦，感觉人活着实在没意思。“支撑我活下去的是这样一个念头——我白活了十六七年，尽管不幸福，但还是应该报答一下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再去死。” 于是，他开始努力寻找人生的趣味和意义。首先找到了诗，每天早晨起床就背诵唐诗宋词，阅读外国诗、现代诗。不但读，还每天写，希望在诗中寻找美的感觉。但诗人、文人自杀的消息不时传来，这种反差使得一个青年开始对美而不实的东西产生厌恶。暑假时独自留守宿舍的杨凤岗，转而到哲学中寻求真实，坐在蚊帐中把头探出来，入迷地阅读黑格尔和康德的原著。 那时节，大学里自由而热闹，以至于所读专业是政治教育，毕业时发的竟是法学学位。后来在南开大学专攻西方哲学史，硕士论文探讨的是西方哲学中上帝观念的演变，由此从对于真的追求进入对于善的探求。1989年到美国后转读社会学。2004年开始，杨凤岗与国内学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应邀多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讲座。 从1980到2010 《南风窗》：许多人在寻找当下中国一些问题的产生及解决时，往往愿意追述1980年代。那一时期在您的记忆里是怎样的？ 杨凤岗：1978~1989年，从我上大学到读研究生再到参加工作，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分夺秒抢回在“文革”中浪费的光阴，另一方面经受着思想解放浪潮的不断冲刷。还记得《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一声感叹引发一代青年人的共鸣，从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都会听到讨论的声音。这场全国性的青年大讨论后来转移到《中国青年报》上，主题也明确为有关“人生精神支柱”的讨论，人活着到底是为了金钱、名利、抑或某种崇高理想？与此同时，人们争相传阅一部部颇富争议的文学作品，一首首朦胧诗让人在幽暗的美感中悄然放弃那些扼杀人性的既定规范。 《公开的情书》在探讨友谊、爱情、社会现实的同时，不失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人啊，人！》让我们猛醒，必须摈弃摧残人性的兽道主义，拥抱人道主义。《晚霞消失的时候》让人思考，宗教未必是封建迷信，其中也蕴藏着高深智慧。萨特的一句“他人就是地狱”曾经显得那么深刻，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似乎洞悉了深藏在潜意识中的秘密，而尼采愤世嫉俗的文字，也引起过难以名状的共鸣。这股浪潮既带来个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也保持了理想主义的追求，总的来说，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冯骥才有篇小说叫《感谢生活》，可以用来形容我对1980年代的感受。 1989年1月，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时候，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烦心。秋季转学后，有3年时间我基本没读中文，既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也是想彻底清理此前的思维惯性，更新思维方式，类似于电脑的格式化。 《南风窗》：您什么时候重新恢复与国内的联系？当时的社会氛围如何？近年来，您有什么新感受？杨凤岗：1994年我第一次回国，社会氛围给我的感觉就像民谣里唱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当时，面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急剧恶化，一些清高的学者倡导“走向边缘”，躲进书斋。我接受的是社会学训练，没法子，只能更关注现实，为此还搜集了一批气功大师的传记，想弄明白他们怎么一下子就那么“火”起来了。
人是有多种需求的动物，精神需求是不能长期压抑或得不到满足的。即使在“文革”期间，虽然一切宗教和所谓“封建迷信”都受到禁止，但正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为普遍和狂热的程度，“人民的大救星”、“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很多人创造性地宣泄了宗教情感，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毛主席崇拜退潮之后，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气功热。 许多流行一时的气功流派1999年后被停止公开活动，一些人放弃气功而皈依了宗教，更多的人另寻出路。结果，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生活再巫术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条街”，大众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学预测、拆字改名、风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妇年”不结婚、“金猴年”扎堆生子…… 从2000年开始，我着手在国内从事系统的宗教社会学调查研究。这时，城市里的基督教会涌入了很多年轻人，其中不少是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或从事商业管理的人。这无疑是个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马克斯·韦伯曾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本经典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前者阐明了基督新教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成和促进作用，后者指出了儒教和道教没能在中国哺育出资本主义的原因。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渐趋成熟，在中国进行各宗教伦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适逢其时。 近年我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 社会失范的必然与制衡 《南风窗》：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学和法学先后大热，但同时群体性事件增多、自杀以及恶性杀人案增多、官员贪腐、牛奶有毒等事件不断发生，GDP高了，幸福感却降了。人们认识到，中国似乎进入了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规范失序的状况。而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如何看待并理解这个过程？ 杨凤岗：经济学的兴起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法学虽然也热起来了，短期内建立和修订了大量的法律条文，但是，法律的实施在社会上遇到重重障碍，法的精神远未被社会大众甚至精英所接纳。因此，中国的律师和法官肯定是非常艰难的职业。这些法律的问题不可能在法学本身获得解决，而需要做社会学的理解。 欧美等国在以市场为机制的现代经济制度建立过程中，都曾出现社会规范的失序状态。这种失范发生在个人身上，这个人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会从一套价值观跳跃到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或者在多个不同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陷入精神分裂、难以摆脱的痛苦和无意义感中。 现在，不仅整天为求职和保职担忧的底层民众心中没有平安，那些赚了钱的商人或看似成功的人士也常如此。有位在深圳“下海”多年的人回到西安建立了一所管理学院，几年前他就对我说：“我这个学院不用教给人们怎么赚钱，而是帮助赚了钱的人寻找心理的平安，赚了钱而想自杀的人太多了。”位子已经很高的官员也缺少安全感，因此才会时有所闻官员烧高香的事情，昨天他还在理想主义的激励下立志大有作为，今天就会陷入贪污腐败和豪赌妄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