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伦理道德乱象和违法犯纪事件并不独特。中国经济进入市场化的轨道之后，必然会冲破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原有法律和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冲毁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传统道德规范。但与欧美现代化过程不同的一点是，中国社会缺少强大的信仰传统。欧美的现代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物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发展，甚至往往是新一轮的宗教大复兴在先，新一轮的经济大发展紧随其后，信仰的更新为经济发展既奠定了心理基础，也为物质发展限定了方向。但即便这样，现代化过程仍然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失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之迅猛史无前例，相应的社会问题自然更为严重。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缺少精神方面的社会制衡机制就更令人担忧，市场经济所释放出的野蛮性以巨大的能量奔腾咆哮，吞嚼大地。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从五四以来，一些中国文化精英曾经设计以科学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以伦理代替宗教、以哲学代替宗教、以主义代替宗教，总之就是不喜欢宗教，竭力找出个替代品来。但是，几十年来的社会实验表明，替代品终归是替代品。纵观中外社会历史，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哲学和主义都无法为人们遵循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提供内在动力和根基，也不能为漂泊不定的人生提供沉稳深锚和努力方向。 《南风窗》：去年底有媒体盘点，近1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宗教信仰领域的活跃。从200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每年发布《宗教蓝皮书》。 杨凤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基督教在农村迅速传播，解放初基督徒不足100万，1982年官方文件公布的统计数字是300万，去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是，中国有7000万基督徒。发展速度惊人，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堪称罕见的宗教大复兴。与此同时，其他宗教和准宗教都在复兴，包括气功热、建大佛修大庙热，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公祭热、儒教热、民间宗教热等等。 当然，中国人口基数大，总体来说仍然是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宗教信仰的缺失是道德状况难以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道德伦理需要灵性的深层根基。从迪尔凯姆到韦伯，经典的社会学家都指出了宗教在提供价值观、培养社会道德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简单地说，若想提高一个人或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和健全公民社会很重要，获得真实的宗教信仰也是一个重要途径，甚至可能是更根本有效的途径。 三色市场的暗潮涌动 《南风窗》：但现实有时却像顺口溜里说的，在中国“左派不公正，右派无自由，信徒不慈悲”。人们信的挺热闹，但是道德水平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 杨凤岗：目前，宗教难以发挥出社会伦理道德的功能，反而受到商业庸俗化的影响，比如广受诟病的少林寺现象。宗教发挥积极作用的瓶颈是现行的管理制度。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严重供不应求，虽然已经恢复和修建了很多场所，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解放前的数量。限制信徒自发组织活动和修建教堂，结果并没有减少信徒的人数，而是致使宗教“产品”供给短缺，造成宗教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形成宗教的三色市场：有合法场所的宗教红市，有被政府取缔但依然存在的非法黑市，还有大量不明不白的宗教灰市。 以市场经济为机制的现代经济制度需要宗教信仰的自我制衡和调节，因为与前现代的熟人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伦理道德不能单靠熟人社会的群体压力，更需要个体发自内心的自觉动力。而宗教信仰需要充分的自由选择才能体现自主意识，没有自主意识，也就很难有自觉的道德。因此，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呼吁：“为了社会伦理道德，请为宗教组织松绑！”《南风窗》：您对宗教三色市场的分析，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分会2006年度唯一杰出论文奖，近年来备受关注，但国内读者普遍陌生，能否请您再略做释义？
杨凤岗：这三个宗教市场，每个都有自身特别的动力学。首先，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会出现，因为总会有人为了信仰而不顾身家性命。其次，从事非法的活动，其风险代价毕竟太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承受。因此，既不能在红市得到满足，又不愿意进入黑市，人们必将另寻出路，即从事灰市交易。只要红市受到限制、黑市受到打压，灰市就必然出现。第三，管制越严，灰市越大，这一点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但也更值得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把某个宗教组织定为非法容易，但是把它打入黑市却未必能够消灭它，反而刺激秘密教门的衍生。比如，从1980年代就取缔了一个叫“呼喊派”的教派，但其现在却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着，并衍生出“被立王”、“三班仆人”、“东方闪电”等新的膜拜团体。红市也并非自由市场，红市上的供给者和消费者都受到一定限制。《宪法》第36条规定只有“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法律保护，但是对于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却没有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具体执行中，在别国视为正常的活动在中国会被视为不正常，在某地视为正常的活动在另一地会被视为不正常。如果说宗教红市和黑市毕竟还算有一定的法规或条例可用，但执法者对于灰市里的东西则基本上无从下手，让各级干部甄别什么是宗教什么不是宗教，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这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职能范围的。 近年来，中国宗教市场里暗潮涌动，甚至可以说是波涛汹涌。红市里的一些宗教协会或地方组织时有惊人举动，挟持某些政策谋取宗教自身利益或者个人利益。一些宗教团体获得政府某些部门的扶持，虽然可能会带来一时一地的短期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但也因此埋下隐患，实际上不利于宗教自身和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门派气功被赶出了宗教灰市，有些转入了黑市，而某些民间宗教例如浙江金华的黄大仙庙和陕北榆林的黑龙大王庙，被政府批准收编纳入红市，但是，由此空出的宗教灰市的供需区位，又有新的供给者变换名目来填补。 其中，特别是以文化、科学的名义出现的东西最障人耳目，结果造成当今巫术盛行。从学术角度来说，迷信绝大部分可归为巫术，巫术猖獗，不利社会。因为与宗教群体信仰不同，巫术本质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缺乏社会伦理道德功能。 追求真正的国泰民安
《南风窗》：您的博士论文研究北美华人基督徒群体，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美国的新移民宗教，现在则在普度大学经常讲授“宗教在美国”课程，请问美国的宗教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杨凤岗：在美国，古今世界各地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宗教几乎都能找到虔诚的信奉者。总有一些人听信异端邪说，但不需政府出面，那样的教派在多元公平竞争中要么自生自灭，要么维持在很小范围内，难以造成重大危害。比如，韩国的“统一教”曾兴盛一时，教主文鲜明1970年代到美国传教时一度吸引了众多信徒，他主持的为数千对甚至上万对男女进行随意配对的主婚仪式引起美国社会和政府的震惊。然而在正统宗教的有力竞争和批评声中，尽管该教至今仍被允许合法存在，但在美国社会中已经没有多大影响。美国还有个土生土长的“基督教科学”教派，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灵性的原因造成的，主张不看病不吃药，一切靠祈祷。这个教派至今已有130年历史，但信徒人数一直有限，也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亚当·斯密早就从学理上说清了为什么宗教教派多元化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大规模的宗教暴力冲突。关键就在于政府既不扶持也不禁止任何宗教或教派，因此没有哪个宗教能够反过来操控政府。美国是最早用宪法的形式确立宗教自由的现代国家。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各宗教只能靠理性劝说和感性感化吸引人，而且要时常经受其它宗教和非宗教团体的竞争和批评，宗教市场发挥出了自律调节作用，因此可以在总体上健康发展。 《南风窗》：不久前《中国日报》刊登文章称，现在是中国从制度上为所有宗教做出平等与合法安排的恰当时候；国家财政不应资助任何宗教；中国的宗教管理体制源于前苏联，不适应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应该改革；家庭教会的产生不能归结为西方的阴谋；国家不应以“正常的宗教”为由进行宗教裁判等。这是否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政策调整的信号？ 杨凤岗：面对我前面提及的诸多问题，体制内一些头脑清醒、有责任感的人在呼吁调整宗教管理制度，但也有声音主张向中国古代的宗教管理制度学习。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假如一味向后看，往内看，帝王统治术读多了，陷入前现代式的思维不能自拔，只能阻碍和延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这是用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只会制造更多问题。宗教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往远看，向前走，逐步增加开放程度，建立和完善公平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才能带来真正的国泰民安。 《南风窗》：俗语说，心安是福。您是否满意自己的现状，是否找到了个人的幸福？最后，也请您展望一下中国人寻找心灵平安的前景？ 杨凤岗：我虽然在上大学时一度悲观厌世，甚至产生过自杀念头，但一路走来，现在感到很幸福，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个人兴趣、专业学习和谋生的职业，达到了高度合一。跟同龄人相比，我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有这样的三合一。当我换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以往看似偶然的经历或磨难，其实都是必要的锻炼，跟周围各样的人打交道给我带来了各种必然的祝福。在一些紧要关头，原以为靠的是个人的努力，但回头看，很多东西远非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因此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天成。对于一个原本研读哲学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可能显得有点奇怪。但是，信仰的确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人生和社会，让我既能面对社会现实，又能看到人生的意义，心中有种特殊的平安。 我个人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前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虽然很多事情难以预料，突发事件可能改变历史，但中国的信仰时代正在来临，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让我感到乐观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