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把以上所讲的道理换成经济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方式的语言，我们就应当说，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 在这方面，我认为“十一五”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提出的主要途径依然适用。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已经明确，宏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率和附加价值的主要途径包括：第一，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其次，推动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具有更多附加价值的环节延伸。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最后，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装备改造各行各业，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为了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加紧努力。 目前，我们不仅要成功应对危机，使经济回复增长，更要借助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借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改革，加快产业升级。吴老接着强调说，未来我们要做好四方面的事情： 首先，保障和增加就业。目前特别是要认真对待和保障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务农与生活安排，同时要帮助他们寻找和开辟务工的新门路，帮助他们实现创业。 其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所谓先进制造业，是指与服务业高度融合的制造业。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工业体系的分工深化所引发的中间服务需求开始增加，出现了服务业向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渗透、融合的现象。对于上海、深圳等制造业集中的城市，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当然，发展先进制造业并不是要求企业一步登天，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把产业链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服务环节延伸。 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s services）。服务业对于提高经济整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服务业特别是 “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要扫除服务业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产业提升的进程。 第四，培育新兴产业。在淘汰落后产业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同时，要做好“加法”，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现代的新兴产业包含许多服务性内容，特别是包含着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因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技术力量的培育、设备的积累上，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在很多领域都有可能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例如，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新能源产业、汽车产业等；而且我国一些企业也很有希望参与高层次的国际竞争，如制定技术标准的竞争，目前的障碍在于体制的滞后，出路在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平等竞争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制度环境。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制定和实施之际，中国再次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中心任务提出。吴敬琏分析指出，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转型升级做得好，它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逆市发展。所以我劝那些对转型升级缺乏信心的朋友坚定对于这一方针的信心，因为既然一些地区做得到，全国也是做得到的。 对于消除粗放增长方式的弊端，中国政府从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就明确地提出“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制定和实施之际，中国再次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中心任务提出。 那么，为什么任务已经明确，可是在贯彻执行上效果并不理想呢？吴老在此加重了语气说，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因并不是因为大家不努力，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问题。当前的体制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所谓体制性障碍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没有消除，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等有待建立。 我国的产业发展历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困难重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新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有一部分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产业化举步维艰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以电动汽车的发展为例，在两年前，国内一些厂商在动力电池等主要部件上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不相上下。然而，发达国家本来市场组织就比我们好，加上政府支持方法得当，近一年来发展速度比我们快得多。中国汽车产业能不能抓住这次机遇便很难说了。而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例如在3G无线通信、数字电视、核电等领域就一再发生这种情况。中国产业发展为什么往往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这种教训值得好好总结。
对此，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值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发挥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是主体中的主体。从世界技术发展历史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新技术革命发生以后，由于规章制度束缚太多和发明者贡献与得到的利益的疏离，原来作为技术创新主要力量的大企业优势不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来自小企业。大企业主要借助对小企业投资、收购小企业等方式保持自己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在中国，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工商联的调查，70%以上的技术创新也是来自中小企业。 目前，我国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倾向，加上银行信贷向国有大企业的倾斜，小企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小企业的日子似乎变得更不好过了。除了“左”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系列保增长、调结构的举措、政策对小企业的扶助作用十分有限；相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10亿元新增贷款主要流向了国有大企业和各级政府项目。在银行风险控制意识提高的情况下，甚至出现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挤出效应”。吴老最后强调，事实上，小企业起不来，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产业升级和增长模式转型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彻底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值得担忧的。回想1998年，中国正是在发行1000亿国债投资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扶持小企业、积极扩张民间投资，才得以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如何在技术创新上正确地发挥作用。目前，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中由政府主导分钱、分物、分人、分地的做法仍然存在。钱花得并不少，但是效果不大。在一些具体的产业规划中，常常可见政府对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的预先设定，这种做法风险很大。日本有关当局曾因误判高清电视的技术路线，使日本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落后于美国一个时代。同样，在一些新兴产业示范项目中，由政府暗示甚至直接规定订购或提供指定产品的做法，在各地也是屡见不鲜。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某些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在争取到政府补贴项目之后，往往安排由自己所属企业或本地企业生产；在财政补贴的运用上，也往往选择补“供方”而反对补“需方”，也就是说，为了保护“自己的”企业而排斥市场的介入。利用行政权力抑制竞争和技术进步，使大把大把的政府投入打了水漂，甚至造成恶化创新创业环境的负效应。 近两年的发展经验也充分证明，这是我国走出危机阴影的必由之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政府官员对“十一五”的目标产生了动摇。但事实表明，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转型升级做得好，它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逆市发展。所以我劝那些对转型升级缺乏信心的朋友坚定对于这一方针的信心，因为既然一些地区做得到，全国也是做得到的。 要顺利实现这些任务，关键是能否消除体制性障碍，一方面消除转型升级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建设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但要“有所不为”，还要“有所为”，其中最重要的职责是通过改革，在建立公平、宽松、法治化的市场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建立共用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负起责任来。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政府之手应当避免“不该为的为了，该为的没有为或没有为好”。 两小时弹指间就过去了，吴老掷地有声的话语里充满了一个老经济学家对国家对民族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对世事洞悉的睿智，直面问题的勇气和气魄，面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一股崇仰之情油然而生……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让我们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