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中国:来自社会基层的真实镜像(3)



 此外和朋友们打麻将也是他通常的消遣。“输赢都不多,一次都控制在300元上下,但三年下来赚得多花得也多,不但工资没攒下,人都快废了。”提起珠三角那段日子,周广会还有些不好意思。

  广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调查报告指出:新一代农民工有“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逃离上海滩的生活重压

  2002年,周广会受朋友邀请去了上海,在百脑汇卖电脑,在这里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成立于1998年,和北京中关村(6.33,0.07,1.12%)、广州天河城并驾齐驱的中国电子产品大卖场,“其实很排外”。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地域观念。比如很多顾客来买电脑除了说上海话之外,还会说他是从上海来。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浦西才是‘上海’,浦东是‘乡下地方’”。

  但是上海也是务实的。凭借过硬的电脑硬件安装技术,他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以分期付款在南汇区周浦镇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二居室,这里距离浦东20公里,在上海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乡下”。

  “北京房子是贵,但是上海的房子早就进入3万元时代。”他算了一笔在上海生活账:上海一个车牌5万元,停车费繁华地段都是10元/小时,每个月养车需要2000元的开销;一餐饭一般是15元的标准,每人每月需要700元左右;房子贷款一个月按揭是2000元;有了孩子之后,进最便宜的幼儿园一个月也要800元入托费,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支出全部下来要8000元上下。

  除此以外,“我的愿望是我的女儿能有一个城市户口,不要像我一样被叫了十几年打工仔。而上海户口对于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才杀回郑州,重新开始。”

  2008年底,他的电脑店在郑州科技市场开业,并且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130平米的商品房。

  “终于可以把爸妈也接来过个安稳年,不再挤到那个70平方米蜗居了,欢迎来我郑州新家做客。”周广会热情邀请记者,而他5岁的女儿则在一旁问:“爸爸,过年后我们什么时候回上海老家?”

  乡村学校的“空巢”尴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 河南报道

  谈起儿子的学习,村民王大山气不打一处来:“整天就知道玩,不好好学习。”儿子王家东上小学四年级,期末考试全班第二名,但全班只有两名学生。

  骂完儿子,王大山开始埋怨老师:“水平也太差了吧,总共就两个学生也教不好,期末考试,我儿子和他唯一的同学都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听说教师这几年经常涨工资,这不是白拿钱不干活嘛!”

  “外面的学校水平高”

  这是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全村近4000人。村小学共有学生不到20名,王家东所在的四年级2个学生,五年级3个学生。教师和学生的人数差不多,10名。

  “学生都跑到外面上学去了。”据镇上负责教育的干部介绍,该村小学本有学生50名左右,但因为县城和条件好的乡镇的小学经常来这里宣传,大部分都转学了。

  “人家的师资力量和内部设施等比我们这里要好,比如人家有多媒体教室,我们没有;人家有电脑课,我们没有。”除了硬件设施的劣势外,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自己的师资力量也明显不如人家。“乡村小学教师目前严重老龄化,年轻老师大部分都通过关系到县城或者条件好的乡镇(一般都靠近县城)去教书了,再加上退休的,这几年老师越来越少了,已经好多年没有中师生和大学生到农村来当老师了,现在农村学校招收教师实行招聘制,没多少人愿意来。10年前,全镇有300多名中小学教师,现在只有200多名。”

  教师老龄化导致教学水平无法提高。“别说农村小学没有电脑了,就是有电脑,有几个老师会用啊?语、数、外等正课还好办,体、音、美等副课更是凑合着来。许多小学上体育课,就是老师给学生扔个篮球,‘你们去耍吧’;上音乐课,就是在录音机里放首歌,瞎学吧。老师们也很头疼,不会呀,美术课还相对好一点,毕竟教材上有画,让学生照着画就行。大部分小学教师在教学理念、方法、现代化教学手段上都很落后。没办法,农村就这个条件,我们条件最差的一个小学,至今开不了英语课,因为招不到英语老师。”

  但让这位负责人耿耿于怀的是,并不是所有抢生源的学校都比自己好。“也有一些学校水平很一般,但家长们老觉得外面的和尚会念经。”该村一些学生家长也表示,除了外面的学校水平高以外,送孩子出去读书的另一个原因是省心。“孩子在自己村里上学,放了学到处瞎跑,不放心,到外面上学,一个星期有五天学校管着,寄宿制封闭化管理,我们也放心,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

  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书本费,补寄宿生的生活费)后,农村学生读书花费并不多。该村的小学生到别的乡镇寄宿读书,只需要自带铺盖就行,此外增加的开销,就是每天几块钱的餐费,条件好的学校每周还有免费班车接送。

  “当老师感觉很丢人”

  谈到自己现在的教学工作,王家东的班主任王老师感觉很丢人。“我都当了快30年的教师了,教过的学生考上大学的都数不清,我还是小学一级教师,现在教两个学生,走在街上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丢人。如果是我教的不好,我也认了,可现在是拿我们村小学和县城里的小学比,怎么比?”

  在王老师看来,好学生走了,家长重视教育的学生也走了,留下来的两名学生实在是不好说。“有人说我连两个学生都教不好,考试还有功课不及格。你仔细想想,难道我应该负全部责任吗?他们都是孩子,我不好说什么,可他们俩最起码不爱学习,也不好好学习。”

  让王老师颇感尴尬的是,只剩下两名学生后,自己似乎比以前还要操心。“以前,有学生逃课、生病倒无所谓,现在,有一个不在,我就只能对着一个讲课。有一次,这两个学生碰巧都迟到了,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两个学生我如果再看不好、教不好,自己心里也难受。”王老师也承认,现在自己的教学积极性没有以前高了,“泄了气了”。

  “没学生就没钱”

  “对于我们这里所有的学校来说,没学生就没钱。”镇上的教育负责人介绍,学校唯一的经费来源就是国家根据在校生人数下拨的杂费,初中生每年每人500元,小学生每年每人300元。再加上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时紧时松,这几年刚好生源处于低谷,“前几年,我们全乡小学,一个年级平均就有1300名学生。现在,全乡六个年级的小学生才1800名。各乡镇都差不多。所以,他们就过来抢生源。”

 百姓中国:来自社会基层的真实镜像(3)

  而对于县城里的小学来说,抢学生,除了有杂费,还有住宿管理费。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为改善教育水平,再加上中小学生生源减少,当地农村开始大规模的合点并校,“我们镇原来有三四十所小学,几乎村村都有,现在合并为十几所。”合点并校后,乡村中小学都具备寄宿条件,但县城的小学没有宿舍。所以,农村小学生到县城上学,每学期要交1000多元的费用。“县城的小学老师来农村抢生源时就宣称,必须住在老师家里才可以去读书,交了钱管吃管住管辅导。如果学生多了,家里住不下,老师就在学校附近租房当做学生公寓,都挣了大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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