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但这种教师私办的小学生公寓既不合法也不合情。一位家长不满意地说，去年冬天，自己8岁的女儿回家过周末，“我发现她的棉裤是湿的，问了才知道，孩子小，冬天衣服厚不好脱，老师也不管，所以晚上睡觉也穿着棉衣棉裤，周二晚上尿床，把棉裤尿湿了，就这么湿着穿了几天，这些老师收钱的时候说得好听，我们交了钱她就这么不负责任！”
一位县城小学的负责人也断然拒绝了别人邀请自己儿媳妇合伙办学生公寓的“好意”。“全社会对教育现在这么重视，学生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私下搞这个，不好。”据其介绍，县教育局每次开会都三令五申，严禁教师私自搞学生公寓。“现在，应该比以前少了吧。”
但全县农村大批量的小学生涌入没有住宿条件的县城小学读书，如何解决住宿问题？除了少数由家长租房陪读或借住亲戚家外，目前并无其他公开的答案。
农村教育部门的担忧
农村小学的学生稀少，让当地教育部门颇感无奈。“许多人开玩笑说老师白拿钱不干活，真轻松。按国家规定，小学的师生配置比例是1：25，我们现在的老师是有点多，但不敢也不能向上如实汇报。”该镇教育部门负责人说，因为更大的担心还在后面。
“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忽紧忽松，再过两三年，小学生又要多了。以李村为例，村小学现有学生80多人，但该村5岁的孩子就有近200人。目前，全乡幼儿园的学生人数是初中、小学学生人数的3倍。”上述负责人表示，因为合点并校，现有的学校数量、师资力量和硬件配备已经无法承受两三年后的生源大潮。
首先是校舍问题。“第一，已撤销小学的村子第一时间就把地皮卖了，因为农村早就没有多余的宅基地了，很抢手，小一点的村子能卖个十几万元，大一点的村子能卖20多万元。第二，有的合点并校所在的村子，因为学生少、老师少，教室空置率高，就把学校改小了，多余的地皮也卖了。将来学生多了，怎么办？”
其次是师资问题。合点并校后，为了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当地对教师进行了资源优化配置。“我们把合在一起的小学教师进行了分类：教学老师、生活老师、食宿老师，就是让好老师去教学，一般的老师负责学生生活，老教师和水平低的老师管理寝室或者做饭。现在挺好，但将来学生多了，你让负责做饭的老师再去教课，家长能同意吗？”
至于将来怎么办，该负责人说：“不知道。国家肯定会想办法吧？”
西交村“新农合”纪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联合 | 山西报道
纵然是在同一个村里，不同的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的感受也不一样。
山西省陵川县西交村的村民王金锁逢人就说：“新农合真是好，咱农民得了大病也不发愁了。”去年，他妻子在县医院做手术，一共花了5000多元，后来按照当地“新农合”大病统筹的报销比例为他报销了2500多元。
但是，同村的张满囤却不以为然，他说，“过去在腊旺（该村诊所的乡村医生）那里看，最多花150元钱”。然而，去年秋后，天气骤冷，他家先后有3人得了感冒，3次在镇医院治病，输了几天液，共花了近600多元，虽然可以报销350元钱，他还是嫌贵。
乡镇医院的春天
由于农村分布广、农民居住零散，一般县区都把“新农合”的定点医院指定为当地的乡镇医院。
对于张满囤反映的问题，他所就医的镇医院的一位负责人说，作为新农合的定点医院，镇医院完全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治疗程序、秉承对患者负责的精神为前来就医的患者服务的，“我们绝没有乱收费和多收钱”。
但张满囤说，“不就是一个感冒吗？人家腊旺多简单，量体温、问病况，三下五除二，该输液体的输液体，不需要输液的给你一些口服药。但镇医院像三堂会审似的，要挂号，要验血，要化验尿，有时还要拍片，几乎得把医院的各个部门都走遍，所有仪器都用过，钱都用在这些检查上了”。
而且，张满囤在就医的时候看到，乡、镇医院因“新农合”的实行，由过去的“门可罗雀”变成现在的车水马龙，新盖了许多建筑，新添了许多医疗设备。
在腊旺看来，在镇医院看病贵的原因，一是把钱花在了仪器上；二是用药不太合理。“一般的感冒，能吃点口服药治好的不必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治疗的不必输液体。但很多时候，镇医院的治疗方案是，不管你感冒轻重，一确诊就输液体，还捡价格高的药用。一般的感冒输青霉素就能治好，但多数医院总喜欢输‘先锋’ ，‘先锋’是比青霉素药效快，但价格也高”。
另外，腊旺说镇医院养了不少闲人，“都要发工资，钱从那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让病人买单了。”
老王是西交村有名的能人，精明强干、极有经济头脑，是村子里的富裕户。这些年，先是跑运输后又办机制砖厂，倒腾建筑材料，一年能赚个二三十万。有了钱以后，家里人看病一般不在镇医院，小病小灾的去县医院；稍微重一些的就到市里的大医院。
谈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了解的情况是，“新农合”的确对农民有好处，但镇医院的治疗水平并没有因病人增多、收入提高而改善，“反而因这几年医院效益好，而增加了一些医术水平一般的关系户医生，还有一些关系户子女胡乱上了个卫校，就到乡镇医院当护士、医务人员”。
正在消失的“赤脚医生”
与乡镇医院的“火爆”相比，“新农合”给西交村乡村医生腊旺带来的更多是尴尬和冲击。
史腊旺，西交村诊所医生，与广泛存在于中国乡村的“赤脚医生”的成长经历类似。20世纪70年代，他在县里经过短期培训，回来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并长期坚持背着个药箱登门服务。经过30多年的磨练，医术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村里有相当的知名度，长期以来，村民一般患个头痛发烧、跌打扭伤什么的，多请其治疗。而其本人，因为这个小门诊，经济收入也多少比一般农户要高。
前几年，政府规范私人门诊，要求行医者必须有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由于腊旺文化水平低，考了两次理论课总过不了关，没能拿到相应的证书。但多数村里人认可其医术，他还能继续开门诊。
“能看了病的就是医生，有没有牌牌无所谓。镇医院的牌子倒挺大，看个感冒得花200元。”张满囤说。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西交村对腊旺这个乡村医生的态度。
但腊旺自己也明白，在“新农合”的普遍推广之下，他和他的诊所，这次遭遇的危机并非是村民的信任就可以化解的。
“现在我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每天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坚持不下去，关门了。”腊旺想起自己30多年的“赤脚医生”经历，多少感觉有些无奈和悲伤。
那么，村民为什么舍弃价格便宜、看了30多年的村诊所，而去价格相对较高、医疗水平也没有完全被信任的乡镇医院看病呢？
按照“新农合”的规定，一般一个乡的乡镇医院被指定为“新农合”的定点医院，同时部分比较大的乡村卫生室经过考核认证也可以被列为定点卫生室，但是，在乡村卫生室只能消费村民自己缴纳的那部分费用，想要报销，必须是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