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腊旺说，他不敢奢望“新农合”能把他的门诊纳入新农合定点，但希望政府多考虑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希望定点医院多考虑考虑患者的实际治疗需要。
“戏曲之乡”的文化室试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周共和 |安徽报道
1756年，乾隆下江南寻访姜坝期间，徽班艺人周三毛在《崔子弑君》一剧中扮演齐庄王，博得乾隆一笑，钦赐周三毛“江南第一丑”。
2009年虎年春节，初中生汪怡在姜坝文化室一出黄梅戏《小辞店》曲惊四座，可还是有挑剔的老戏迷指点他：“身段、唱腔是系么样子的（这样的）”。
在汪怡所在的姜东村，这里的孩子们，二胡、笛子、黄梅戏、打鼓书、舞蹈、快板总会几样。
这与姜坝文化室密切相关。该文化室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胜利镇姜东村，该村现有4600 多人口、38个村民组，是东至县人口大村，也是原“戏曲之乡”姜坝乡“撤乡并镇”前的乡政府所在地。
从汉公祠到文化室
姜坝文化室的前身是汉公祠，初建于清道光年间，1947年复建，是一座古式徽派建筑。“文革”期间被捣毁，墙体倾覆、瓦面散落、行条腐烂，破旧至极。后被改为牛栏，三五条牛蜷伏于厅堂间，牛粪成堆、牛尿横流，脏乱不堪。
2005年，富裕起来的村民在几位老人和村民小组的努力下向东至县购买了该建筑的归属权，搬走了牛栏、整修了祠堂，将汉公祠改名为姜坝文化室。当时，姜坝文化室只是个门面，由于无人管理，室内杂草重生、室外污水遍地。这与文化室对面300米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禽候鸟的栖息湿地——升金湖的境遇反差巨大。
于是，该村几位热心公益事业的老人出面，走家串户，动员大家整理室内外场基。他们扫除蜘蛛网和灰尘，自费修整室内水泥地面。自此，这几位热心老人成为文化室的自发管理者，并制定了文化室发展规划。
接着，在姜东村党总支书记周俱乐倡议下，姜坝文化室发出捐款倡议书，并由村干部和文化室人员带头捐款，第一次共募集4万余元。基于此，村民对姜坝文化室进行改造，一楼设活动室、电教室和会议室，二楼设图书室（现有政治、历史、科技等各类书籍三千余册），文艺室（现有全套舞台，戏台乐器数种）。
2006年6月，村民和外出务工人员继续向家乡文化室捐款六万余元。文化室门前修建了1500多平方米的水泥广场，在场内建起了篮球、排球场各一座，木制、水泥制乒乓球台各一座，添置康乐球台一座，同时在门前建起了100多平方米的戏台，为村民娱乐、休闲和健身提供娱乐场所。
虎年正月初三至初七，多场象棋、乒乓球、篮球比赛在姜坝文化室举行。这次活动由姜东村两委会同该村社区工会、老年协会、文化室组织，参赛选手有中老年、青少年和留守儿童共六十多人。
留守儿童的快乐暑假
近20年来，姜东村中青年村民远赴他乡务工，家中留下一些老人和孩子。休闲时，孩子文娱活动贫乏，而姜东村湖泊交错，时有儿童溺水事件发生。
2006年暑假，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的大二学生周志良组织20多名小学生，教起了数学。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文化室将这些留守儿童组织起来，集中学习黄梅戏、器乐等地方文艺。这年暑假，一批回乡休假的大学生出现在了姜坝文化室。他们和当地中小学教师以及老艺人一起免费为村里一百多名留守儿童开办了暑假作业班、音乐基础知识班、打击器乐训班、二胡笛子班、球类训练班以及舞蹈班等。
经过暑期40天的学习培训，同年8月15日晚，汇报演出在文化室广场举行。中老年与孩子们表演了二胡笛子独奏、黄梅戏、打鼓书、演唱、舞蹈、快板等20多个节目，观众达1600多人。记者在录制的光盘录像中看到，小学生汪怡表演的黄梅戏《打猪草》同样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喝彩声。
留守儿童周静的爷爷周继年说，“在未办学习班之前，总能看到有孩子打架、玩水，现在孩子们确实踏实了很多。”
而且，快乐学习兴趣班的开设，让姜坝中学成为了受益者，享受过快乐暑假的学生们不但没有误了功课，成绩反而一路攀升。连续四年，这所村初级中学升学率位居东至县前二名，成为众多城镇中学的学习对象。
2007年2月28日，池州市委书记童怀伟到姜东村考察，要求在全市推广这种新农村建设的举措。
基金会模式下的村民文化室
对几乎所有的考察者来说，姜坝文化室财务管理的制度设计让人眼前一亮。正是这样的财务制度设计，使得文化室的募捐获得了众多村民的支持和理解。
2006年4月1日，在姜东村主要街道上，一张《姜坝文化室成立公告》吸引了村民的注意。这张公告将姜坝文化室的宗旨、组织机构和发展蓝图公布于众，并提请村民讨论。公告的核心内容是呼吁“姜东村村民要不等不靠，自愿捐资筹建文化室”。
在公告发布的两个月前，姜东村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成立了姜坝文化室常务小组和姜坝文化室理事会组织，后发展到12人。74岁的原村支部书记周遐龄、70岁的周景灿老人和64岁的退休教师周凤炳担任常务理事。公告中明确，姜坝文化室是一个民间自发公益组织，理事会成员只为做事，不拿工资报酬，文化室一切工作围绕村民的公益事业展开。
81岁的退休干部周东升担任会计。周东升说，“会计管账不管钱，做到日清月结，每年公布账目。”出纳周景富补充说，“出纳管钱不管账，要汇现金流水账。”财务周凤毛则透露，“单据要有三人签字，分别是领款人、经手人和审批人。”
公告起草人周凤炳介绍，“文化室的制度建设领先于文化室的各项工作，从财务上来说，百元以下的由财务负责人审批、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由理事会常务小组审批，五百元以上的要通过理事会会议方可审批”。
资金之困仍在求解
但是，纵然是这样，文化室的发展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依然表现为资金短缺。
虎年正月初一，一年一度的姜坝文化室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会议召开，12个理事会成员和几名特邀代表围坐在一个火盆旁边展开着激烈的讨论。
理事会常务小组提交给会议成员审议的报告中称，截至2009年，姜坝文化室已经建成了科教室、千平米水泥广场，在门前湖中建造了一座六角休闲亭——爱莲亭，恢复了5个旗鼓和6个旗夹等古文物。2010年的工作重点是修建垂钓中心、增加文化室开放时间等。
而在2006年拟定的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室计划建成一座公共厕所、修建三座休闲长廊、购置5只划艇、修复先人用过的石碾石磨、建立老年人游乐园和青少年娱乐中心。
如今，这些规划为何没能实现？
周凤炳在报告中透露，今年年中，有1万元到期外债需要偿还，“尽管工作人员不领一分钱工资，但巨大投入目前主要靠村民捐款，虽然有县镇财政相关补助，但是离建设投入还有相当的距离”。
于是，文化室的试验者们越发明白，依靠村民自发捐款的姜坝文化室正面临着资金之困，除政府的相关补助外，如果获得来自企业、慈善组织等更多资金支持成为这个村级文化室为寻求可持续发展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而在退休中学教师周凤炳眼里，除了缺少钱物等硬件之外，最缺的还有一样，“我们这里没有美术教师，快乐假期兴趣班没法开设绘画美术班”。
山上的林权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 |吉林报道
去往东北一个寻常山村的路上，山若远若近，从车窗望出去，越发能看出，山秃了。
这延绵的山还真的不是没有树，胳膊粗的，手指粗的都有，但因为冬天缺少了树叶的遮掩，变得很难对山坡有什么装点了。套用当地土话，这是“见天”山。在这样的山里，别说豺狼虎豹，连山鸡都无藏身之地。
从镇里再往山村里走，不到20分钟的路程，沿途却有4、5辆马车拉着碗口粗的木头擦肩而过。司机师傅说，这些都是回去当柴火用的。那些不是干枯的树枝，而是树。
冬季用煤太贵，这里的村民们因靠近山林，于是就地取材，常年冬天里只烧木头和苞米芥子取暖。这些碗口粗的树大都是山脚下的村民们从自己家的林子里砍了冬天当柴火用的，“且大多光砍不种”。在司机师傅的记忆里，小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茂密的山林，走在山路上，不时会跑出一只傻狍子来和你对望，“据老人们讲，山里也曾有过熊瞎子，可现在，啥也没有了。”
而令人疑惑的是，国家目前对树木的砍伐量控制得那么严，这里怎么还会明目张胆地砍呢？
虚报的森林面积
山村里的人家，家家户户院里码满了木柴。据村民们讲，看木柴的美观程度，几乎就能确定哪家有林业部门的人，“林业干部家的林子，树都是比别人好些的”。要是有谁拉了更粗的木头回来，还会引起大家的共同嫉妒。
在“天保工程”实施之前，各级政府、林区、林企和林工都有采伐木材的积极性，而并无育林的动力。实施“天保工程”以后，大家才有了种树的积极性。不过，这样的动力有时在现实面前仍然有些乏力。一批集体林卖给了个人，由于林子归了自己，村民们再不用偷偷摸摸砍树，于是冬天只管砍了来，至于是不是补种，竟少有人过问和干涉了。
“其实，山秃成这样也不能全怪村民，林业部门的人砍了那么多年了，以至于种的树怎么都赶不上砍伐的速度。”一位林业部门退休的工人告诉记者。
该退休工人经历了林业从富到穷的过程，据其介绍，原来树多的时候他们超计划砍，现在树少的时候还是超计划砍，其中没有办法的是，超计划的部分好多都成为了领导的送礼林或者职工的福利，“送礼的‘外捞’，全靠这些砍下来的树做贡献呢”。
“你现在看着这些山这么秃，其实上报的森林面积是在增加的。”他指着小手指粗的树和旁边杂乱的灌木丛告诉记者，这些都被算成森林面积了，“在国外，这样的小树都不算的。”
“林业这几年得了国家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好处，工资能发下来了，日子比以往好过了很多，于是为了多得到国家的补贴，森林面积难免会虚报。而为了更好过些，超计划砍伐一直没有杜绝。”
而该村民说，也有人多次向上反映乱砍伐的问题，“但是不止一个检查组下来，呆上几天，就没事人似的回去了。”
那位林业工人告诉记者，因为他们这里树木砍伐过度，日本人怕影响了他们的气候，还投了钱过来，希望中方能够多种树。
正在消失的林地
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在一些林改进行得比较好的地区，发展林下经济已经成为了新时期林业工人的生存方式，承包了林地的人反倒成了护林员，舍不得砍伐自己的一棵树而是靠林下经济致富了。
在记者所到达的这个地区，村民们家里的木耳，无论从大小还是颜色、薄厚上，都与城里超市里的人工种植木耳有着天壤之别。这里的村民告诉我，因为大部分村民都以种地为生，林下经济并没有成为他们关注的事，加上卖给个人的集体林地并不成规模，采那点蘑菇、木耳什么的基本都是自己吃或送了城里的亲戚了。“要是拿去城里买，不光挣不来路费不说，现在人工种植的山野菜那么多还便宜，野生的也没多少人认”。
同样，因为种树难有什么短期收益，这里的一些山脚已经被开垦成梯田了，村民的理由是，现在国家提高了种粮补贴，粮价也涨了，使得种粮比种树赚钱。
此外，由于国有林地和集体林地、农田地、农民自留山、自留地散乱地交织在一起，许多年来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侵占国有林地的情况也会发生。
一位熟知情况的人士告诉记者，国家实施耕地保护特别是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以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瞄准了林地、湿地，不按规定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未批先占、少批多占，甚至违法采伐林木，造成了林地的流失和管理的混乱。“加之近年粮食不断涨价，土地价格攀升，由于违法开垦国有林地几乎没有成本或者成本较低，以致毁坏林木，侵占林地现象时有发生”。
还有一些农民为了扩大自己的种植面积，在与国有林地接壤的地边小面积逐年扩地，更有甚者在幼龄林内或中龄林内毁坏林木开垦，还有的国有林地被职能人员错划多划。
“上头的政策都是好政策啊，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在一户村民的家里，这位村民一边往自家的灶坑里添木柴，以使火苗保持旺盛，一边叹气。而对于所谓留给子孙的是不是一座秃山，他们似乎想不了那么多了。
天保工程
即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1998年洪涝灾害后，针对长期以来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国家做出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决策。该工程旨在通过天然林禁伐和大幅减少商品木材产量，有计划分流安置林区职工等措施，主要解决我国天然林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