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记者/汪伟 2010年中国“两会”召开之前，总理温家宝照例和网友进行了在线的交流，其间用他独有的语言风格表达了对现实的看法，当说到“要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时候，在线的网友颇多赞许之声，当他说到“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赞许的热情达到了高潮。 几天后，3月5日上午，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做2009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提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他说，“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两谈“收入分配”，用语高度概括，没有展开，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理解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这件事在中国特别值得注意，那是因为，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中国的乐观年代 在过去15年中，一些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的改革，把中国从一个沉默的大国变成了世界舞台上的明星。2005年，中国的经验得到了描述和命名。曾为《时代》周刊工作的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将这种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并阐述“北京共识”的三个主要内容:混合所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的控制。 “北京共识”描述的情景中，经济强劲增长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动力。2亿多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就业，城市在扩张，中国人亟待抓住任何一个改善物质生活的机会。这种对财富和成功(这两个词开始成为同义词)的渴望，将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 从政府对“保八”的重视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接受了一种观点: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即使不能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可以推迟危机到来。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中国因为经济保持了增长势头，在国际间更加引人注目。危机带来的出口下降没有使中国政府放松对经济增长率的追求，而是越发巩固了“保八”的首要地位。 乐观的观察家并不在少数——甚至变得更加乐观。由于西方的衰退，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变得更加强大。一种流行的预测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普通中国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的大量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有意义。90年代末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为后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重温了10年前的经验，展开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次建设的重点是高速铁路干线和三线城市的机场，重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系统也得到了完善和增建。改善交通的同时，政府通过产业规划的形式，提倡产业转移。高能耗、污染程度严重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从东部向中部的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转移。西部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能源基地地位。 东部地区将继续城市化，容纳更多的人口，并逐渐进入一个环境治理的时期。政府会进一步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推动这些地区的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并逐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 只是国企的盈利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提供的数据，中国的国企在过去一年中的总利润下降了4.5％。尽管大多实现了程度不一的股份制，并改善了管理状况，但它们仍然是国家调控的工具，其中尤其以金融和能源行业为甚。但这没有妨碍少数超大型国企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了更多的利润，并通过在国内和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无一例外，这些国企在中国享有垄断的特权。它们集中在能源、金融、大型设备制造等领域。政府投资和采购从两个方向巩固了它们的地位。 中国只得到了部分的承认，同时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北京共识”带来的乐观情绪远远要高于怀疑——尤其是在国内，乐观的情绪被这个词带上了顶峰。甚至，一个更加本土化、更富有倾向性的词——“盛世”——开始取代“北京共识”，标志着一个乐观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情形鼓舞了看好中国的人们。两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宁波天一阁演讲时盛赞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他认定，四个因素导致了这个奇迹的发生: 第一，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也即政府以社会长远利益为追求目标。第二，用财政分权的方式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中国探索了一条新的缓步进展的新的民主化道路，避免了在民粹主义和右翼独裁之间摇摆。以上三个内容多少都取决于第四点，也即中共在意识形态和对待现实变化上的务实态度。 很多人认为，只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党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有力控制，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并且维持现在的政治结构。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北京共识”的前景 经济增长有它好的一面，但不是所有人将经济增长看作万能的灵药。在现实面前，乐观主义者也不一定会永远乐观下去。接替林毅夫和周其仁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姚洋近年来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人权、环境和维稳方面的——变得越来越高。政府变得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和国有控股企业正在形成强有力的排他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操控政府的政策，阻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经济增长显然正失去神奇的色彩，甚至不再能够平息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为“越是经济增长，他们越感到穷”。姚洋解释说，政府将占到GDP50％的钱用于投资，使得居民收入减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