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提出 “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不想“两会”刚过，总理言犹在耳，北京的土地拍卖市场就诞生了三块“地王”，创出了北京住宅用地市场楼面地价的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通过竞价成为“地王”的三家企业，均隶属于中央一级的国有企业。
第一大股东为中国人寿的远洋地产，以40.8亿元拍下大望京村1号地，楼面地价超过每平方米2.4万元。同一土地储备项目的4号、5号地，被保利地产以50.4亿元拿下。中信地产用52.4亿元购得亦庄的一块土地，刷新了北京出让单宗土地价格的纪录。中烟集团等央企此次虽然空手而归，也在拍卖过程中积极举牌，将地价推向新高。
企业追求盈利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然而，大型央企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却并不如此单纯。多数央企凭借国有控股背景，在市场准入、融资等领域享受特殊待遇，这些往往成为它们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公权力的支持已经成为支持中国央企盈利的要素之一。
昨天，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四环路内商品住宅期房均价首次突破3万元。一边是政府总理表示“有决心在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价位”，一边是受公权力控制的国有企业动用手中的巨额资本将土地价格推向新高。这不得不让人对中国调控房价的政策目标和执行政策的决心感到困惑。如果土地市场上这种火爆场面延续下去，“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就可能变成一句空话。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巨大增值空间，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大大推动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蛋糕做大做甜，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正如《蜗居》流行所反映的，这块蛋糕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如何分割的矛盾正变得越来越尖锐。
当前中国高房价条件下形成的分配格局，与中国政府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的目标背道而驰。在房地产的利益链条中，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地价款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取得了大部分增加值，建造房屋的农民工，原来居住在土地上的拆迁户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很小，通常无力在自己曾经居住或建设的土地上购置房产。有能力购买房产的群体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住房消费，而这些资源大部分又流入地方政府(地价)、国有房地产企业(房价)、国有银行(按揭贷款)手中。这种再分配效应和“先富起来”群体手中的存量房产的增值一起作用，使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即使不干预房地产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策略，中国政府也拥有充足的政策手段对房价进行调控：中国地方政府垄断着土地市场的供给，央行和国有银行主导着货币供给，这两者一紧一松的现实恰恰是支持房价快速上涨的根源。
再退一步讲，即使政府不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也可以通过重新分配房地产业利润来增进社会公平。既然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土地增值的收益就应在全民而不是少数人范围内分享。目前，中国工薪阶层及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占工资的比例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政府如果将房地产业带来的增值收入用于全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也能大大减轻企业和劳动者负担，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通过将北京、上海、杭州等高房价城市的土地增加值在全国范围内再分配，还可以缩小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
政府拥有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终极权力，能否在住房领域增进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和作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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