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不得不面对记者的提问,正面回答“国进民退”质疑: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参加“两会”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大多都被问及“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从整体上看,山西煤炭业并不存在社会上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山西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同时,被动成为论战主角的国资委也在“两会”期间,在其官方网站主页醒目位置设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企发挥顶梁柱作用”专栏,集中刊登了《解析“国进民退”论断真伪》《并购是强进弱退而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等一系列新闻报道及理论分析性文章,反驳“国进民退”的言论。
不论其究竟是伪命题,还是现实存在,“国进民退”俨然已成国民焦点。
“央企地王”的“冤案”
“央企旗下企业”不是央企
国资委呼吁社会要正确看待产业间的重组。
国资委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释惑”。毕竟这无论对国企改革还是国有企业发展本身,都甚为重要。
“现在大家都在热炒‘国进民退’,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去年进入世界500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激动。沙钢不是联想这样没有历史包袱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传统企业,就是靠一勺钢一勺钢炼到世界500强去了。沙钢能进入世界500强,太神奇了。媒体为什么不好好炒炒这个事,偏要盯着这些年发展势头不错的国有企业不放?”电话那头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着实无法理解时下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这场关于“国进民退”的大讨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钢看来,中化集团控股的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方兴地产”)的“地王”头衔,是引领 “国进民退”讨论的源头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兴地产在诸多地产大鳄中突然杀出,最终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楼面地价达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纪录,被舆论认为是当时的双料“地王”。
由于方兴地产在拿地前后获得了约245亿元的银行授信,也被形容为“拿的是国家的钱”。随后“方兴地产”连同中化集团毫无悬念地被冠之于“国进民退”的典型。
方兴地产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旗舰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把方兴地产作为‘国进民退’的代表有点冤。”王志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专门对“方兴地王”事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上市公司是否还是过去意义上完全的国有控制企业。
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着它的收益要回归全民。
但是国企的本性随着国企的上市悄然发生着改变:只有持国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人才能真正享有红利和收益。
据记者了解,作为上市公司的方兴地产,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作为方兴地产第一大股东,持有其7.68亿股股份。
“方兴地产之所以算公有制企业,只不过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是第一大股东,而传统国有企业的这种叫法是否适合方兴地产这类企业,需要进一步探讨。假设方兴地产赚了钱,那些钱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给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王志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方兴地产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为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去参与竞争地块。“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要求,如果方兴地产不去按照股东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团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场上也不会表现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将方兴地产完全划归为国有企业,站不住脚。”
另一个遭受舆论质疑的问题是,方兴地产在夺得广渠路15号地前后,该公司获得了来自中国银行的200亿元及来自中国工商银行45亿元的银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业”,但也由此被舆论认为是拿着国家的钱去买地,并且将方兴地产看做是造成2009房地产市场地价屡创新高的罪魁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信贷剧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国资背景的地产商获得。
对于方兴地产获得的巨资银行授信,王志钢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方兴从银行贷款的钱怎么能说是国家的钱?况且国内好多银行都已经股份制改革了,银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经营目的都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银行永远是‘嫌贫爱富’的,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只要企业好,肯定会给企业贷款,舆论简单地把这部分资金归结为国家的钱,这样说不太公平。”
中粮事件的另一面
蒙牛险被“外进民退”
就在方兴地产以天价拍得广渠路15号地获得 “地王”称号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发布公告,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宗交易。这宗交易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进入中粮这样的国有企业,或许就是‘外进民退’了。”王志钢指出,蒙牛跟中粮具有相关性,中粮的理念是做从田间到饭桌的产业链,再加上其董事长宁高宁的管理理念,给蒙牛让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蒙牛进入了中粮。
这起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一种正常的重组,“中粮本身的业务就是从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业很正常;从蒙牛方面说,也确实需要中粮这类大资本的介入。这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改变蒙牛自身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化视野。”
“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趋势可能还是‘国退民进’,不能拿个别现象来概括趋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进一步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国政协公布的数字是: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同比增加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则下降4.5%。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总得有个标准和一些具体的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标看,当前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不是‘国进民退’。”王志钢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尽管数字已经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会不时挑逗“国进民退”这根敏感的神经。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场又涌现出新的“地王”。据悉,北京一日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当天上午,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2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 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天出现的三个“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此时产生新“地王”,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无疑火上浇油。不少人认为,“央企”与“地王”的再次组合,可能让“国进民退”又有了一个新的例证。
不知是否是作为回应,国资委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被定义的“国进民退”事件
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
山西煤炭重组
2009 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吉林通钢事件
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