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 胡润也是产业先锋



系列专题:胡润百富榜

 本刊记者 齐介仑

  谁是当下中国最富有的人?

  他,就是将这样一个再浅显不过的追问,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操作方式,行诸文字,挑逗媒体,并使之演变成为令传统中国人广为接纳并津津乐道的大众话题。他,正是凭借这样一个并不花哨的小模式,促成了一个几近“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模式,居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最终赚了个盆满钵满,名利双收。

  企业家在努力生产、创造财富,而他,在企业家创富的基础上巧设名堂,创造着属于他自己的财富渠道。这,便是他独有的商业模式。这,便是他的产业思维,姑且可称之为“他”的产业。因为,不管你批评也好,谩骂也罢,排行榜这个产业在中国开始于其并流行。。 从1990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出生于卢森堡的英国年轻人已断断续续在中国停留了近20年。从1999年“牛刀小试”给中国富豪排列江湖座次,到如今,又已是整整10年时间。

  一个并非考验太多智慧并无须太多技术含量的中国富豪排行榜,随着中国体制一元化框架的日益瓦解以及由改革开放带来的对于西方理念的推崇、对于个人价值的尊重、褒扬,而一炮打响。最终,大家知道了百富榜,知道了这个名叫胡润的小伙子,而他自己,也正是凭借这样一个讨巧的小花样,得到了企业家或褒或贬的关注,受到了来自媒体圈子的追逐。 辗转名利场,游走财富间,时下的他,俨然明星般,个人财富也早已达数千万。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容易操作的想法,胡润去做,并做成了,甚至在与《福布斯》合作一两年决裂之后,他选择了另起炉灶,开设了自己的公司,专门运营他的“胡润百富榜”。时下的胡润,除了拿出他一年一度的百富榜榜单外,又为自己添加了新业务,胡润艺术榜、胡润IT富豪榜、胡润工业制造富豪榜、胡润矿产富豪榜等等。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他甚至推出了自己的专属杂志并将其定名为《胡润百富》。他说:“每年出版18期,百富榜榜单公布的那期卖得最快。”

  仰仗这样一个小小榜单,他正在创建一个古来无有的商业逻辑。胡润表示,他的盈利模式很清晰,一个是杂志的广告收入,一个是筹办活动的企业家赞助。

  老实说,有没有人给他钱,要求上榜或者要求不上榜,这个环节收了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他本人虽闪烁其辞却立场坚定地说:“没有,从来没有。”这个“没有”,是说“没人给”,还是说“他没拿”,他略作沉思,“这个话题,不想再解释了。”

  2009年3月,北京,国宾酒店,胡润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谈及他的榜单、财富以及他的中国生活。  所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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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可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年的胡润正是借助大牌财经杂志《福布斯》的名号而取得业界垂青。真实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情况却是,胡润与《福布斯》之间其实并非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胡润即不是《福布斯》的记者也并非所谓的“首席调研员”,充其量无非该杂志的一个自由投稿人而已。

  据胡润透露,1999年,在安达信做会计师的他,在中国的两年合同已经期满,他势必要回国,他决定要将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远在英国的朋友们,尽管自己学中文而且又来过中国,但在离开中国时,他发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很不够。于是,他需要寻求一个标准,而他最后确定的标准是,介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当时找了两个大一的学生,他们帮我查阅资料,最终做出了第一份50人的排行榜。”而胡润的目标即在于“寻找中国的比尔?盖茨”。

  榜单做出来之后,胡润想到的是,怎样将这个东西发表出去。他找到了最新出版的英文刊物《商业周刊》、《财富》和《福布斯》,并按照杂志上的传真号码和总编辑姓名从中国发传真过去,首先答应登载该稿件并决定建立合作关系的,是《福布斯》,“由我给他们提供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的名单。”

  “其实,到2000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福布斯》的人。”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前不久,胡润推出了他所谓的“胡润艺术榜”榜单,上面开列了大中华区艺术榜50强。当记者问及这个榜单的评定标准时,他说,这个榜单并非艺术家的富豪榜,而是在世的最有价值艺术家排行榜,而排名先后次序的依据则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2008年全球128个拍卖行里公开拍卖的情况。“这些拍卖行的数字是公开的,而这些公开消息我们是有的,这就是我们的依据,特别清楚。”

  如果仅仅借助公开信息进行比对,难免存在数据遗漏甚至完全颠倒的情况,有些艺术作品并非在拍卖行实现交易,有些金额巨大却并不公开,有些交易甚至完全不为人知。换言之,在拍卖行成交的艺术作品最多、价值最大的艺术家,或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最具潜力、该年度成交金额最高的艺术家。这些信息,他是如何权衡,如何筛选和计算的呢?以此艺术榜的出笼方式类推之,如此这般的百富榜榜单,到底具备几成的科学性和参考价值?需要重重地打一个问号。

  胡润说,那些未被公开的信息,无法拿到,有些甚至连税务局都查不到,于是,无法实现统计。“方力钧卖给你一幅画,收了一百块或者一万块,那是你们俩之间的操作,没有外人知道。但是,二级市场的统计,是最客观的,是客观数据。当然,你还可以质疑说,这里面要剔除拍卖行的中介费用,所以统计的数据是偏高的。你甚至还可以说,这些数字其实是炒作出来的。对于这些评价,我们就不谈了,我们不予理睬。我们就说,你在公开的拍卖行里卖了多少钱,这是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的依据。”

  排了这么多的人进入他的各种各样的榜单,他真正接触过的艺术家或者企业家到底有多少呢?胡润表示,他每个星期都要接触一些企业家,陆陆续续也接触了不少了。“不过这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接触不接触艺术家、企业家,认识不认识他,和他在我榜单上的排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胡润貌似真诚地袒露,做了10年的排行榜,他最大的优势便是独立与公正,如果这两个事情没做好,他是走不到今天的。“你应该见过黄光裕与严介和,这两位是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的,你不妨问问黄光裕,他给没给过我胡润好处?我为什么把他排到第一位?其实,黄光裕并不愿意被排到第一位,可我还是这样排了。严介和从未给过我一分钱,包括他,他的子公司,他的家人,我们之间是没有过哪怕一分钱的交流的。所以,这个独立性与公正性,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他说,对于所有上榜企业家的财富数量,他的统计是客观公正的。“黄光裕,我们写的是430个亿,第一位,你可以怀疑我的数字,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数字来源是怎样的。他这430个亿,包括了他上市公司35%的股份,包括非上市公司国美零售那块,一共大约230亿,又包括他从股市套现的130亿,加上他的房地产70个亿,这就是我们的计算方法。”

  胡润表示,对于财富数字是否准确的评判,见仁见智,他对这些质疑向来见怪不怪,也喜欢听到这样的声音,因为,“说不定,他知道的比我多,说不定明年我们可以改进计算方法。”  与品质无关

 关于将百富榜做“杀猪榜”的比喻,胡润说,他的榜单,全部按照公开的消息编制,至于上榜企业家的财富品质,关于企业家的原罪,如仰融、杨斌、周正毅、黄光裕等,他无法掌握证据,无法去核实这些财产的真实来源。但是,公开渠道得到的数据显示,他的财富数量就是这么多,于是他便可以去这么写,而对于一个企业家发展状况、发展趋势的判断,这并不是他一个榜单所能承载的内容,这些可以留待媒体及研究者去考量。

  “现在,所有人都说黄光裕是有问题的,但是一年前,谁能预测他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年前谁能准确预测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AIG的倒闭?”

  胡润表示,他将企业家的原罪话题分成两块来分析:第一,有没有预测的能力。“如果你是很聪明的学者,或者你是这个企业家的机密朋友,或者你是哪个中央领导,说不定你果真预测到了某种东西,因为你知道的是内部消息,而这些,别人无法知道。”

  “我原来的公司叫安达信,在出问题的前一年,谁也不会预料到它的倒闭,所以,关于预测,我觉得谈得太深,也没有意义,我的工作不是预测,我们是按公开消息来加总,展示事实。” 第二,关于原罪与中国企业家的关系。胡润认为,中国的企业家,现在看来,整体素质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感也在加强,在一年年地改进,而且随着人大、政协监督力度的加大,媒体力量的成熟,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家素质的提升,有利于财富品质的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出问题,这是逃不掉的,你选择十万人,有一个是坏的,这是很正常的。”

  三聚氰胺对于中国整个牛奶行业的冲击尤其巨大,而在该事件中,三鹿以及蒙牛的角色,不得不提,而这些批判,引起了公众对于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质疑。通过与中国企业家多年的交流与观察,胡润认为,企业家首先是人,而人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生存的安全感,就他了解的所有上了他的百富榜的企业家而言,这些人的个人生存压力早已不用考虑,而接下来的企业发展势必要与“企业公民”概念息息相关。这时候的企业家需要的,是别人对他以及他的企业的尊敬,而三聚氰胺牵出的企业家尤其是牛根生,现在看来,压力确实很大。尽管如此,胡润依旧认为,对社会责任感的关注,“像牛根生这种老头子,我想他还会坚持下去,因为他已经60多岁了,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他不可能全部是为了自己多挣一点钱,这个我不相信。”

  胡润认为,真正伟大的企业,是碰到了一些问题以后,还坚定地往前走,像这样的企业,他接触过不少。“任何企业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严重的,有不严重的,有的是马上解决,有的两三个月,有的半年一年,品牌受到了巨大影响。但是人家也在看,他在事情出现之后是如何表现的。也存在一个可能是,一个企业本来是不错的,出了问题之后自我改进、改革,然后比以前更成熟、更伟大了。”

  作为一个对中国以及中国人了解甚深的“准上海人”胡润来说,制作胡润榜的这10年,有些感触是巨大的、明显的,在胡润看来,中国社会的开放与进步尤其对企业家来说意义重大的分水岭,应该是中共十六大的召开。

  “在十六大之前,企业家是怕露富的。之后,是可以露富的。现在呢,则是主动愿意露富的。” 胡润说,依据他的观察,现在中国的企业以及企业家,无不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发展已经捆绑在了一起,而且因为地方政府的财税来源依靠这些企业,进而政府官员对于企业家的推崇高度甚至让胡润颇感意外。“比如我出差到外地,有时候不用我问,地方官员会主动说,嗨,我们当地有个好企业,这个企业家我认识他有20年了,这个人相当不错。”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小伙子,只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居然就开创了他自己的一片天地。也许,我们不认同他的所谓富豪排名,甚至不认同这个行业。同时,也不认同诸多媒体对这种排行榜的炒作。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种现象,并从中搜寻出有益的东西。当然,也许我们也算是掉进了炒作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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