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快速增长，平均速度在20%左右，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政府的公共服务，尤其是能让民众直接感受的、直接关系到民众生计的公共服务却在减少。 在“税”的问题上，人们似乎失去了常识。例如，在观看奥运会开幕式上声势浩大的焰火表演时，很少有人为它的费用感到忧虑；当受灾地区的民众收到政府救济时，他们会跪倒在地，高呼“感谢政府”；在政府税收以两倍于GDP的速度迅猛增长时，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建议，要开征新的税种；在政府部门的办事机构里，面对办事人员的拖沓冷漠，没有人会发出消费者常有的抱怨……人们似乎忘记了，政府收支的每一笔钱，都与自己的钱包有关；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是收取税金之后应尽的义务和应该做好的工作。 事实上，税是民众购买政府(人员)服务的费用，它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费用，例如付给饭馆、理发店或保姆的钱没有区别。所以，很自然，人们在纳税上的负担，会影响他们的收支状况与福利水平。老百姓交的税越多，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钱就越少。从企业的角度看，交的税越多，利润越少。虽然企业可以把一部分税转嫁给消费者，但这种转嫁会减少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减少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最终结果，会减少居民的就业机会以及获得更高工资的可能。 公共品供应不足
我们发现，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与商业活动中，面对的税务非常庞杂。所交纳的税金，在收入或支出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有人说，中国现在的税制特征是“国富民穷”、“藏富于国而非藏富于民”，即国家财政和税收收入逐年增长，而国民人均纯收入则增速缓慢，老百姓生活负担仍然很沉重。 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49442.73亿元(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11806亿元，增长31.4%。而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绍，200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4140元，和2006年相比增加了553元，比上年同比9.5%。 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比上年增长18.7%，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3.6%。这个数据遭到了许多专家的质疑，因为计入统计的平均工资实际上不能真实反映工资状况。即便是这个数字，13.6%的增长幅度与全国税收的增长幅度相比，也远远落后了。 王明志是一名河南农民。2004年，他来到北京工作，在建筑工地打工。有一天，在干活时，一名工友焊枪上的火星点着了他正在涂的防水材料，他的衣服烧起来，整个人成了火球。一个小时后，他被送进医院。但40多天后，他被迫离开医院，因为老板垫付的住院费用完了，他的善心也到此为止。王明志留下了严重的烧伤，几根手指粘在一起，嘴唇不能合拢，口水止不住外流。后来，他留在北京，在外国人居住区的中心地带——别墅、酒店、商场和会议中心之间游荡，靠乞讨为生。 “王明志式”的故事，在中国并不罕见。这里要追问的是：如果故事的主角不是生活在中国，而是生活在其他国家，命运会有所不同吗？或许。在美国，低收入人口通过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享受公共医疗；在欧洲许多国家，政府医疗保障系统覆盖到每一个人；日本也实行普遍医疗保险制度——那儿的人们不会因为手头没钱而被迫离开医院，中止重大治疗，留下终生的伤痛。 近年来，中国民间流传着“房改把人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的说法，反映了中国百姓在居住、教育、养老、就业等问题上缺乏安全感的残酷现实。 在现代社会中，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权利保障，已成为公共物品的一种重要形态。在北欧国家瑞典，政府对全体老年人实行基本养老金，对退休老人实行补充退休金制度；还有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并广泛推行了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制度，对病休职工的现金补贴提高到工资的90%；还向大学生普遍提供奖学金和贷款，对贫困家庭进行补贴，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进行补贴，等等。 在中国，9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收费也越来越高，一天的药费就是半年的庄稼钱，不少农民因为看不起病，“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 教育方面，年年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凄凉报道。不要说内地“老少边穷”地区，就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富庶地区，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市民，孩子考上大学也是一件让全家人发愁的“大喜事”。至于失业，1999年有条例规定，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用人单位按照工资额2%缴费，个人按照工资的1%缴费。失业金按照缴费时间计发，贡献多者标准高些，享受待遇时间长些。但实际上，在中国上千万的失业者中，得到失业救济的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众享受的公共福利少得可怜。为什么？从逻辑上分析，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中国，税收的大部分都被政府部门自己花掉了。 体制根源：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快速增长，平均速度在20%左右，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政府的公共服务，尤其是能让民众直接感受的、直接关系到民众生计的公共服务却在减少。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而公共品供应却相对减少，意味着中国的净税很高。这种情况的根源依然是国家税收体制。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税的唯一规定是第五十六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纳税仅仅是一种义务，是由国家施加给民众的义务。至于征哪些税、向谁征、征多少、怎样征，民众根本无权过问。 在政制安排上，并没有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机构来代表民众控制税。全国人大本身并不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相对于行政部门，人大与民众的距离更近一些。但是，即便是人大这样的机构，也未被授予在税的问题上的排他性权力。宪法上并无如此规定。现实中，中国现有20多个税种，但由全国人大立法制定的税种法只有两个：《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程序法方面就有一部《税收征管法》。除此之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都是通过国务院制定的条例生效的。 类似地，在预算问题上，宪法及预算法并未明确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各级人大享有发起权。到现实中，预算的编制由行政部门全程控制，各级人大只有审议和批准的权力。在审议过程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行政部门提出的预算草案没有修正权。更不要说，还有大量收入，根本就不进预算，而由行政部门任意支配。这样，预算就根本起不到约束行政部门的作用。 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税收种类和标准，除了少数经过了人大的表决程序以外，其余几乎全都是由行政部门自行制定。即使是经过人大表决的税收，其实也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真实意志。也就是说，中国现行的税制，是由征税一方，也就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纳税人的意志在现行税制中并无系统、正规的体现。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税收增长正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沉重的税负，意味着政府开支的膨胀，特权利益的固化；创业成本的增加，创新动力的消退；就业机会的减少，公众福利的流失。 本文根据传知行经济研究所《2008年中国税权手册》摘编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