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一个业内朋友与公司的合同刚好签到2012年12月。”一位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交易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那时，《京都议定书》作为唯一一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有约束力的二氧化碳减排协议也将到期。 自从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基于对后2012时期前景的不确定，让早已备受金融危机打击的CDM市场更为低迷。在ECX（欧洲气候交易所），碳资产市场价格一度低于8欧元（我国发改委规定，国内CDM项目的价格最低为8欧元）。尤其近期，欧盟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量超过排放企业大户们的实际需求，导致欧洲的碳交易买家更不愿出手。压力之下，诸多碳金融炒家纷纷通过裁员等途径减轻成本压力。曾经涉足这一领域的雷曼兄弟内外交困已经倒闭，而像英国益可先是被摩根收购，继而又把美国分部裁撤殆尽。 这种境况与2008年7月份前后市场最高涨的时候已经形成鲜明对比。卡本能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CDM项目经理张飞达回忆说，在2008年6月中，一个并不出色的CDM项目，在市面上竟然接连收到了9欧元、10.5欧元的价格，让他甚至一度怀疑这一出价的真实性。 然而如今，碳交易市场祸不单行。 当交易量趋于暗淡的同时，CDM机制本身也迎来史上最大的质疑声。 极端的看法认为，CDM机制几乎“快死了”，最遭人非议的一点就是“额外性”（CDM的“额外性”标准是指，在项目申请者证明如果没有外来资助，自有资金不够，就不会建设相关项目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碳信用额，进而获得资金支持），很多人认为，这一规定并不见得能对鼓励节能减排有足够的推动作用，是 “变态的额外性”。而另一种观点则大肆批驳碳金融市场已经被金融市场投机者所劫持，他们将“碳信用额度”打包成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本质上与引发目前这次金融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并无区别。 “清洁的空气也能卖钱”，拥有动人口号的碳交易机制真的日暮途穷了吗？ 从最绿的地方说起 在广西省苍梧县和环江县的几家林场企业和很多林农看来，CDM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当地政府虽然提出要“像重视农业生产一样重视林业发展，像关注粮食安全一样关注生态安全,更要鼓励农民像种菜一样地种树”，但在下属的诸多乡镇中，依然有一片片连绵起伏的丘陵荒山。直到2003年，世界银行贷款林业项目进行到第四期，广西提交了项目规模高达上亿公顷的林地荒山。为了降低项目风险，增加当地收益，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效益，当时负责这一项目的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的刘瑾女士找到了TNC（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林业专家张小全。 刘瑾的想法是，在项目县中选择水土流失严重、以小流域治理为主要目标的环江县和苍梧县的4000公顷荒山，由张小全帮忙通过向世界银行争取生物碳基金项目（2002年成立，主要致力于通过林业项目吸收固定大气中的温室效应气体），做成一个林业CDM项目。 张小全由此开始正式规划这个全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林业CDM项目。彼时，林业CDM规则才刚刚谈定不久。 每年每亩30块钱的碳汇收益，外加像松树松脂等林业本身的收益，吸引了绝大部分老百姓的参与。4000公顷的林地在几年内陆续种植完毕，整个碳汇项目2006年底在联合国完成注册，并很快被西班牙政府以4美元一吨（可在15年里吸收50万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购买，购买期限一直签到了2017年。 事实上，像林业CDM项目这样给企业和基层参与者带来实惠的项目还有很多。根据联合国相关协议，全球林业CDM的数量不能超过附件1中国家基准点的1%。在林业CDM项目之外，剩余的那99%中的CDM项目还包括了从生物质发电、水电、风电，到水泥余热、三氟甲烷减排等等，种类繁多。 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董事总经理路跃 兵表示，在碳金融的价值链中，气候变 化资本已经针对每个环节都推出了对的业务 “林业CDM项目比较难以大面积去推广，大家还是愿意去做那些计算模型比较简单的项目。”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中国区高级项目经理张文艺说。据他介绍，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内部基本是按照行业领域进行市场开发，他就更关注生物质发电和水电、风电几个领域。在过去两年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已经操盘卖掉了三个生物质发电项目。 一家名为“国能”的企业，已经先后在河北威县等地建设了几十家生物质电厂。这家公司在2006年将一种秸秆发电技术从丹麦引入国内。张文艺认为，这种技术把秸秆变废为宝，创造了绿色价值，而且由于秸秆的收集和存储等成本很高，单纯发电的经济性并不够高，的确需要得到CDM的资金扶持。 秸秆发电也有一个难题是，除了要计算发了多少电，还要把用了多少电计入成本，包括秸秆的收集过程中耗油都要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扣除。相对来讲，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计算模型会更简单一些。但如果从投入产出比看，此三者也有不同。比如太阳能发电项目一般规模不大，并且受限于光照时间；风电的装机容量一般可达到太阳能发电的三四倍，总减排量就可能达到前者的七八倍；至于水电项目，运行小时数比风电更多。对于专门做CDM项目交易的投资中间商而言，如果同样的成本但是收益差距很大的话，那肯定会选收益多的那个。 谁得到了实惠 CDM机制作为一项鼓励节能减排的市场手段，自从设计出来之后，在2008年前后已经增长至80亿美元的规模。而另一个广被引用过的数字是，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金融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只是现在看来可能实现起来比较难。 这套机制运行至今，减排效果非常明显。迄今达成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是过去诸多机制促成量的四倍之多，同时，交易各方都从中大为受益。 最初，因为欧盟发放排放量过多，很多企业把用不完的限额再次转售，像欧洲几家大型电力公司在前几年的CDM交易中都赚到了不菲利润。而在中国，根据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官方网站的公开数据，在联合国CDM项目签发总量中，中国可以占到48%上下的份额，卖出的排放量总共1.88亿吨，流入国内的资金至少可达18亿美元。 对于很多中小项目业主来说，尤其像煤层气这样的项目，通过CDM项目得到的收益非常可观，这使得这类企业参与CDM交易的愿望非常强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项收益虽然对于像中国石油、华能等很多国企的总体营收影响不大，但也非常愿意把CDM方面收益在各类报告中凸显出来。 在资本之外，这一交易机制对国内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样影响深远。 碳交易的专业性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培养出了一批专业的人才队伍，同时日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国内从事CDM交易的公司总数达300多家，其中比较活跃的有四五十家。在相关专业人才上，张飞达表示，欧洲从事这一交易的人数可达3万人，而国内也应该有3000~5000人左右的规模，其中60%集中在北京。 林业CDM项目虽然数量不多，但往往具备明显的社会效益 碳交易机制衍生出了更多金融产品。比如荷兰银行就专门推出了“低碳加速器”基金。而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益可（被摩根收购）、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等所谓“碳基金五虎”在过去几年内发展迅速。在中国CDM市场上，此五家基金的收购额就占到了五成份额以上。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作为进入市场稍晚的碳基金，在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即以2000万元重金在国贸附近购置了一处办公地点。如今，其资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16亿美元，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则近4亿欧元。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董事总经理路跃兵表示，在碳金融的价值链中，气候变化资本已经针对每个环节都推出了对应的业务，CDM交易作为其中一部分，即便有波动，也影响不大。 但也有多位市场人士表示，金融危机几乎使这个市场基本停滞。不止买家少了，价格也降了很多。如果是新CDM项目，即使开发速度再快，从现在开始到可以转售，也要等到2011年底前后，那时所剩的有效减排量只有一年，所以，除非项目足够大，操作足够简单，否则在危机时期的交易低潮期，大多数碳交易炒家还是选择了不再接受新项目。 路跃兵表示，虽然2012年之后的需求和供给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不同阶段，不同的碳资产有不同的收益。所以对我们而言，把碳基金投好，把碳资产管理好，把国外的一些模式（比如股权投资）引入国内，整个资产组合就可以做好”。 国外金融机构在这个业务上的发展也让国内同类机构跃跃欲试。根据最近的消息，华澳资本、浙商诺海两支本土低碳基金已经面世，国内企业正在努力从CDM项目中挖掘到更多的资本价值。如果抛开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谈，将来碳证券、碳期货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应该还会不断出现，值得国内商业银行等投资机构关注尝试的机会很多。 改革呼声 碳交易机制作为一项市场驱动机制，的确也有其缺陷。 和其他市场一样，市场参与者“逐利”的本性导致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产品得到了最多的关注。这导致一个国内碳交易项目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在所有CDM项目中，早期项目的减排量都比较大，多为200万吨上下。而现在，很多项目的减排规模大多不足10万吨。也就是说，攫取利润最丰厚的时机已经慢慢过去。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数据显示，目前其正在开发中的项目有50多个，项目数量上并没有明显波动。2009年依然有新的项目在继续买入，但项目规模偏小。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运营中心主任龚俊松也提醒说，国内优质的CDM项目数量越来越少，这正在导致更多的买家开始慢慢转向印度以及非洲等国家的市场，将来，国内CDM项目仍会持续存在，但火爆程度可能已经无法再现。 在价格上，中国从2006年开始执行8欧元的底价约束规定。从本意上讲，中国政府进行限价，其实是给予那些对碳金融产业并不熟悉的业主的一种政策保护机制。但由此带来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一刀切的价格，势必造成那些市场价格在8欧元以下的小项目就很难引起买家的关注。
（点图片放大）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高级经理王白羽表示，气候变化资本在具体业务中已经在努力通过预付款、更灵活的定价机制、提供设备和咨询顾问工作等一些碳融资手段与CDM业主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实现项目利益最大化，但他们也承认，国内在底价上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具体操作上不得不对投入产出比进行更为严格的计算。所以，目前为止，气候变化资本在国内的项目大多数仍然只停留在纯粹买卖层面，在个别项目类别上的股权投资还只是在尝试阶段。 在交易流程上，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针对这方面的批评意见愈演愈烈。几乎是买卖双方都认为，CDM交易流程复杂，导致交割期过于漫长。在一些具体环节上，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示，的确存在一些颇为“官僚”的做法。比如国内某项目的信息完整性被认为不够完整，被打回补充，但项目开发方在很快补充完毕之后，审核方提出，必须要等5天后再批复。为何需要等待5天时间，没人知道原因，但规定就是如此，的确让人感到无奈。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高级经理王白羽也认为，CDM并没有像最初设计的那样，达到和其他融资途径融会贯通的境界，这导致CDM机制本身的杠杆作用发挥得还是不够充分。 此外，在各方利益上面，也有观点直指CDM执行理事会（EB）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个受益者。通过征收签发等费用，据称EB每年的收入达数千万美元之巨，这使得交易管理机构本身也卷入了利益之争。 虽然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并未形成什么成果，但气候组织大中华区研究总监喻捷认为，大多数参与者起码有一个共识是：CDM机制必须要修正，必须要设计出一套新的交易规则。对于很多碳交易参与者而言，过去的CDM机制固然严谨，但是带来的交易成本太高，新交易机制必须既能反应一个碳汇商品的真实质量，又能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种灵活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在CDM机制之外，自愿减排市场的声势也越来越大。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过去几届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的碳减排交易其实都属于自愿市场减排量。除此之外，国外像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国内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都成立相类似的交易所。这看起来似乎有自愿市场代替CDM市场的趋势。但喻捷认为，自愿市场是一个更小的市场，不可能成为主流。自愿市场的产品质量控制和价格都无法和现在的CDM机制相比。因此，未来肯定还是一个法律框架下的交易机制。 张飞达也认为，很多人想把CDM根本无法承担的一些责任（比如林业保护等等）也放到机制里面来，其实并不现实。即便CDM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在总体上依然值得肯定。 从大循环到小循环 目前而言，国内政府和企业在对相关交易规则的把握和利用上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在全球性的碳减排责任上争取了相对公平的责任和利益，一些介入到碳金融交易各环节的国内企业（中介、投资和咨询公司）边学习边成长，比如现在国内也在开展一些所谓自愿市场的尝试，几大交易所的股东也可见一些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的影子，将来在金融经济领域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都是可以预见的方向和结果。 像生物质发电这样的项目，其主营 业务的经济性不够高，确实需要CDM 的资金支持 在全球层面，欧美国家中关于碳减排相关的投资、咨询机构在近年内的表现非常活跃，各种碳基金不断成立，而且逐步走向整合。另一方面，这些机构也一直在进行强有力的游说活动，以谋求在未来的交易机制中具备更有利的地位。国内则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快，在碳资产价格上依然难逃低价命运。对此，张飞达认为，在CDM机制中，多个国家中同类可替代产品的竞争、场外交易、单独议价等各种因素，使得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依然巨大。如果从具体做法上看，中国采用了双边定价模式，避开了项目前期的开发风险，就得出让部分利益。 事实上，除了CDM本身的价值之外，在目前阶段讨论这一机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要看到，CDM交易机制正在引导全球整个“低碳经济”的发展。仅以中国为例，根据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官方网站的数据，过去几年中已经有2400个企业在这一交易中得到了批复并收获了真正利润，了解到了低碳经济的益处所在。张飞达认为，这种覆盖面如此深广的“低碳教育”效果是其他手段很难达到的。 2009年下半年，欧盟部长理事会曾经为区内的海运和空运业界制订出一个碳减排目标，期望两者能在2020年前分别较2005年减少20%和10%的碳排放。这意味着，世界任何地方的船只，航线只要经过欧洲，就必须遵循欧盟的碳排放要求。在未来，美国等其他国家也可以在海运业以及其他更多行业制定碳减排的标准。此类碳减排标准的出台，将对全球范围内各种企业带来直接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政府和企业的确需要尽快把CDM这套设定在全球范围内的低碳经济“大循环”机制内化为适用于全国范围的“小循环”。而目前中国尚未承担碳减排总量指标，这个时期其实是给了诸多中国企业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 但“实习”的困难并不少。其中，首先需要攻克的是要把交易的基础打好。准确一点讲，就是把CDM项目的“三可”特性（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逐一落实下来。这些特性的实现，不仅将推动国内几大环境交易所的发展，同时对在实体经济中如何实现低碳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从测量方式上看，国内“十一五”期间提出过一个节能降耗的明确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但测量方式主要是以标煤为单位进行补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证实，这个计算方法并不严谨。在2009年底，中国又进一步提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到45%的目标。下一步在“十二五”期间，同样急需基于二氧化碳减排量制定出相应的测算方法。 以日本为例，该国同样在开展自愿减排市场，比如日本麦当劳，就把油锅冷却过程中的余热回收项目卖给三菱等公司，而之所以能这样做的前提是，日本企业每年都需上交的环境报告为相关的测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数据系统，这正是中国目前所缺乏的。 如果就“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到45%”的目标本身来看，有专家就曾在一些场合中提到，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开始制定每年的“碳预算”，而要制定“碳预算”则需要知道国内排放量的基准线，知道了这条基准线，才能进一步制定各地区和重点企业的排放清单。但目前的问题是，这条基准线尚未计算出来，已有的数据主要基于上世纪90年代。据悉，目前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已经开始主导去完成这一工作，但估计要达到工厂项目级别的核查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目前CDM项目除外）。 进一步说，“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到45%”的目标作为一个“可浮动”的强度目标，并非绝对总量指标。也就是说，这与CDM机制所依赖的“总量管制和交易”规则（cap-and-trade rules）并不一样。分析人士认为，在这项交易中，如果Cap不能固定，那么Trade也将不可施行。所以，如果碳交易要想真正的影响实体经济，必须是在承担硬性减排指标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