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南五省大旱，旱情让五千万人受灾。一位贵州村民，为了寻找水源而死在了山洞之中。大地震、雪灾、大旱……近些年来灾难一个接一个。一部分人表达着同情之心，一部分人秉持围观心态，一部分人传递着消极乃至怨恨的情绪。每次灾难之时，都能大体看到上述三种态度。长久以来，由于社会的良善之心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援助行动，所以善良的人日渐沉默，积极的情绪日益减少，而消极和怨恨的情绪增多。 那种消极，沉闷，悲哀，无力的气息是最可怕的病毒，它只会让恶的力量变得更麻木，更恶，而善良的人变得更善良，也更痛心。社会必须从已有的灾难中学习。社会必须变得更有力量，而当务之急首先是自救机制的培育。如果社会的积极力量不行动起来，那么可以预想的是，下一次的灾难依然是消极乃至于怨恨的情绪蔓延，依然是无能者的表演和失意者的悲情。 身处灾难之中和远离灾难的人，除了巴望政府将彼此联接，彼此更需要自己拉起手来，筑起一些相对常态化的救助链条。不仅仅对于这次的西南旱灾，也是为了以后的灾难做准备。一个世纪以来，陆续有一些大规模的灾难发生。而近些年的大灾难日益频繁，随着自然社会生态的急剧恶化，未来还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民间的健康力量显然需要有所准备，尤其是对潜在灾难要有所准备。民间社会需要做好灾难的预防性救援机制，而不是坐等灾难来临之后，依然再一次无力地叹息，苍白的呼吁。而这种协作援助功能的实现，当前只能寄望于灾难援助类NGO，尤其是彼此跨地域，跨领域的协作。
中国的资源聚合和分配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模式。从最偏远的地区，到小城市，省会再到北京，中国的资源是逐级聚合，吸收，而资源的分配却像一个喷泉，从一个中心点向外发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是远离中心的，外围的，接受资源越是困难。 单就这次西南大旱而言，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就是，越是靠近城市的地区，援助会更容易，资源也越容易抵达，而越是偏远地方，也是救助资源的疏导末梢，援助的成本就越高。然而这种最偏远的地区，往往是灾情最重，自救能力最薄弱的地区。他们最需要得到帮助，然而由于资源的传导成本等各种原因，使得他们只能接受最微弱的援助，甚至于只能听天由命。 中国NGO的协作机制的尝试，将降低资源传输的成本，减少资源消耗。然而NGO在中国的起步很晚，目前除了单一NGO的具体发展困境外，相关NGO之间的协作也十分地欠缺，同时很多NGO仍然囿于地域的区隔，没有与外界建立梯层式，常态化的呼应机制。NGO人士在专注于自身NGO能力建设之外，也需要尝试协作模式。如果不能打破NGO领域的“条块分割问题”一旦面临大灾难，除了信息共享之外，根本就不可能对灾难进行有效的援助。 NGO的能力状况也和目前中国的资源结构状况类似，香港，广州这样的发达城市，NGO能力强。而西南省会城市诸如昆明，成都，NGO也在快步发展，再往下县城，NGO在一些县城也有一些发展。 而要对灾区进行有效的援助，县城NGO是非常关键的节点。一方面，可以在香港或者广州等NGO发达地区，建立救灾协作联盟，旨在提供针对灾区的专业项目服务。参与NGO组织，需要派专人代表进行灾情救助的协作机制商讨，达成一定的协作共识。同时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将服务打包，然后与灾区内，尤其是县城NGO组织进行技术传授和项目合作。围绕县域的NGO展开救助将会更有效果。外围形成县城NGO的资源储备库，时刻将物资、技术、服务转送到县城NGO，再由县城本地NGO将服务和物资送抵到乡镇和村庄。而在此过程中，借助互联网的信息聚合是基本的前提。经过多次磨合和训练，一个常态化的救灾链条或可实现。这样的救助链条越来越多，社会才会有骨架，灾区内外的人们才不会同时感到如此孤立无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