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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定时空下的特殊产物，香港曾被外国作家形象地比喻为“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在经历了164年的殖民淬炼之后，香港受英国文化影响至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交汇之地。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文化的强势崛起，并伴随着日剧、电影、卡通、饮食、服装等多领域潮流的涌入，香港的中西交汇改了方向，成了港日融合。 翻开香港的报纸，几乎每家主流媒体的娱乐版，天天都会有日本明星的大幅照片和海报，每家主流媒体的广告版，也天天会刊载日本旅行团的宣传和推介。事实上，自从日本外务省于2004年4月1日开始让香港人享有90日内免签证短期逗留日本的待遇后，香港人旅日的风潮就好像内地开放香港自由行一样，猛烈而疯狂。与此同时，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前的一家寿司店，每天无论任何时候，永远站立着众多等候进场的食客；专门售卖日本货品的Citysuper超级市场里永远人山人海，尤其是那些高学历、高收入的城市中产阶级，更是把逛Citysuper视为每日必修的功课。至于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一提起日本，更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卡哇伊”时刻挂在嘴边，Cosplay成为服饰代名词，电车男、御宅族(Otaku)、单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纷纷现身，壮大为当下至潮的新生代族群，经过漫画改编的电影《娜娜》、《死亡笔记》等更是高票房的保证。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间放大了香港年轻人对日本文化的疯狂，并逐步成为影响他们价值取向的主流力量。 香港对日本文化的多方位移植，引起了本地文化工作者汤祯兆的关注。这位在香港研究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写作领域主要集中在日本社会文化观察、日本电影解读、文学创作及评论等。其最擅长以“社会一分子”的方式主动进入日本世界，感同身受地理解日本文化所产生的社会、人文、心理等多重因素，从而产生一种“共在”的状态。 这样的“共在”性观察，于汤祯兆所出版的一系列观察日本的书中(例如《整形日本》、《命名日本》、《情热四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书中，汤祯兆不仅分析了日本流行文化，亦独具匠心地巧妙穿插进港日对照作为延伸脉络，帮助香港认识当代日本年轻人文化的同时，又能清楚地审视港日交融的源头、发展和未来影响。 举例来说，汤祯兆认为，这几年，内地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神速，虽然时有反日的潮流与倾向，但在对日本文化的接纳与吸收上，较之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多元和开放。特别是在文学领域，村上春树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种象征，对于村上春树的作品，内地比香港、台湾所推出的翻译版在产量和速度上都来得快。然而，由于内地作家之生活标准、形态均与日本社会的状况大相径庭，他们不曾经历因极度繁荣富庶而产生空虚感的心理状态，因而在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时，只会流于表面，无法深刻传递出文字背后的文化韵味。 再看香港，在以往，香港人对日本文化多给予较大程度的尊重，若在日本社会里涌现出一个新的名词，有心做日本文化研究的人士就会热切地追求该方面的知识、寻求更深入的了解。可是在现如今，香港人在意的往往是如何吸纳该名词、术语，对之进行再利用，而非结合本土特色再创造。以日本的蛰居族(Hikikomori)为例子，在日本，所谓蛰居族，是指在加速运转的社会压力面前，因感到不能满足社会角色的要求，而选择以逃避来断绝与社会联系的年轻人。而当这个词汇传播到了香港，在香港的社工眼里，他们所关注的并非日本那些蛰居族、隐蔽青年的真实情况，而只是纯粹片面地借用这一名词，套于香港的状况之上，继而用作向政府争取资源的根据。 由此可见，由于“不共在”的缺陷，使得内地和香港在吸纳整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各潜藏着不同的毛病。在强势文化向心力的吸引下，年轻一代香港人的潮流风向标相应得到改变；与此同时，本地文化人则应努力向内延伸挖掘出新的含义，藉以满足本土文化的需要。通过剖析强势文化来反省自己，原本就是跨文化书写中的惯性潜台词，差别只在于程度、隐显，以及书写者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