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重归亚洲可能是21世纪初最积极的事件之一。不过对鸠山首相来说，单单形式主义不足以解决问题
[文］让·皮埃尔·莱曼 瑞士洛桑国际 管理发展学院(IMD) 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埃维昂组织创始人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之时，我们的世界满是令人畏惧的挑战与变数。不过，亚洲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力量而崛起的趋势已成定局，这一趋势在今后十年也注定不会改变。有趣的是，一百年前的亚洲图景正与今天相反：当时，日本以外的亚洲其它国家都被视为经济落后地区。 当我们观察21世纪的“新亚洲”时，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既关键又耐人寻味。19世纪中后期，日本走上了一条与其它亚洲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它没有选择抵抗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而是以英国、法国和俾斯麦政权下的新德国为榜样进行了彻底的西方化改革。著名学府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裕吉就是这场浪潮的领军人物，他在当时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这也是后来日语中“脱亚”一词的由来。 其实，日本和西方的成功对接曾启发了不少其它亚洲国家的学者与政治领袖，让他们把日本奉为最有希望拯救亚洲的国家。然而，后来日本的所作所为却事与愿违，从第一场中日战争开始（1894年-1895年），日本就选择成为了亚洲的征服者而非拯救者。 虽然大日本帝国在1945年宣布战败，此后的日本却很快变成了世界经济战场的赢家。在冷战爆发、中国1949年解放和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把昔日敌人当成最宠爱的弟子。日本也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成为了世界领先的经济力量，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战后的日本选择了向美国倾斜的外交政策，但与德国不同，日本在与亚洲邻居的来往中依然矛盾频出。日本选择了延续他们的“脱亚”传统，即认为自己不属于亚洲，或者至少在亚洲高人一等。 在20世纪70年代初，虽然日本企业在东亚国家投资巨大，却仍背负“剥削劳力”与“污染环境”的骂名。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在访问东南亚国家时，迎接他的就是当地的巨大抗议声浪。同时期，日本在尼克松访华后也开始尝试与北京建交。这一史实侧面反映出日本在外交（包括对亚洲外交）政策上对华府的顺从。此外，日本在亚洲并没有扮演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因为它从未对亚洲制造业产品开放市场，而仅是从亚洲国家进口低价原料。 日本的这一“去亚洲化”政策在很大程度源自其战后第一任首相——自由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吉田茂，他也是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外祖父。在麻生与自民党大选战败后，与美国保持距离和重新融入亚洲成了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的首要任务，有趣的是，他的祖父也曾是日本首相，并在当时与吉田茂一起创建了自民党。 鸠山的这一新路线确实意义重大。比如，鸠山决定不参拜供奉日本战犯的靖国神社，就算这种做法仅仅浮于形式，它对亚洲各国却是非常重要的信号。显然，日本不会再像自民党政府时那样向战争受害国的伤口上撒盐。
比起参拜与否这样的文化符号，日本的“再亚洲化”日程需要更实质性的内容。从政治方面说，日本要反思那种长久以来靠牺牲与亚洲强国关系来确保自己的“西方”立场，这一做法在当前政治形势下已不合时宜。事实上，日本是最不愿意看到世界政治由G7/G8向G20转变的国家，因为由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加入，日本不再是这其中唯一的亚洲力量。在经济层面上，当下的日本应该真正做到对亚洲的出口型国家开放市场，并借此机会为亚洲的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