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等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附着于上的美元霸权烟消云散，同时美国贸易逆差又居高不下，美国则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球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倡导者。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可以借此得到新的贷出资金来源——那就是其他国家投资于美国的资金，美国也借此保证了自身世界资本家地位的延续。精明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逻辑问题，由于美国是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吸引的海外资本流入先要把自己逆差的窟窿堵上，剩下的部分才可以再投向海外。那么，从总量上讲前者必然高过后者，从投资净额上算美国应当是债务人而不是债权人。道理没错，但是美国还真就以一个债务人的身份保住了自己世界资本家的地位，其中的奥妙还是在于它的资产负债结构。美国的手法是将自身的低息资产卖给其他国家，然后以取得的资金向海外进行高回报投资，从而在中间赚得净利差。从负债方来看，美国卖出的资产通常是短期的、付固定利息的债务凭证，其中包括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从资产方来看，此时美国的海外投资则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那样以长期信贷为主体，而转为以直接投资或者股权投资为主要形式。
涸泽而渔的危险游戏 众所周知，在现代的企业制度中，股东才是企业的最后拥有者，股东对企业的影响力是企业债权人难以匹及的；而股东得到的回报，无疑也是最为丰厚的。因此，美国以直接投资或者股权投资代替对外信贷，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海外的投资回报。根据美国的国际交易记录，早在1986年美国的净投资额（美国持有海外资产与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国资产之差）就变为负值，标志着美国沦为国际债务人；然而美国每年从海外投资取得的收入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美国取得的海外投资收入，而且其净额还在不断增长——1986年美国的海外投资净收入还是155亿美元，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升为817亿美元。如此之高的资本净收入证明了美国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资本家，只不过这个资本家有些另类罢了。 回看这位另类资本家的成功之路，不难发现其中两个条件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一是贷出资金来源问题，美国的资本输出需要以吸收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为前提；而第二个关键条件是其他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程度，因为只有其他国家充分开放自己的资本账户，美国的资本才可以自由进出并随心选择投资机会，从而取得高额的海外投资回报。就是在满足第二个条件的过程中，美国这位另类资本家显露出其隐藏在华丽外衣下的丑恶面孔。 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开放资本账户是存有疑虑的。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这些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普遍较小，市场深度和广度有限，因此资本流入流出极易对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以及货币估值造成冲击，由此影响实体经济和贸易。然而，一心想保持世界资本家地位的美国是不会为别人考虑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账户问题上的彷徨与抵触，美国则开始施展各种手段——先以利诱，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牵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药方，其中在贸易和资金政策方面将自由贸易与资本准入并列，督促发展中国家主动开放资本账户,同时大树“好学生”典型——智利，将智利经济发展的经验（当然包括资本账户的开放）普遍化，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再以威逼，急于经济赶超的东南亚国家贸然听从“华盛顿共识”建议而开放资本账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造成经济泡沫化，随即又被国际投机资本攻击，于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蒙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十几年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然而被美国把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不但在救援问题上反应迟缓，态度冷淡，居然还提出以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为援助条件，逼得孤立无助的危机国家签下城下之盟。由此可见，这位另类资本家的卑鄙行径与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至少还能做到不涸泽而渔，总是需要在世界贸易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捞得好处；而今天的另类资本家则是直接将你洗劫一空之后再迫使你拆除藩篱，方便它下次进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国际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巴格沃蒂（Bahgwati）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撰文严厉批判美国在全球推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行为，认为正是无节制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将发展中国家脆弱的国内金融市场直接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狂风恶浪之下，从而引发了空前的经济社会危机。
相信读者在看清这位另类资本家的丑恶本质的同时，也会不禁对它的前途生出疑问：“美国的另类资本家地位会是永久的吗？这样不公平的体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另类资本家的黯淡前景 在讨论这位世界资本家未来的命运之前，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投向另类资本家成功之路的一个关键条件——贷出资金来源。前面说到美国是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吸引的海外资本流入先要把自己贸易逆差的窟窿堵上，剩下的部分才可以再投向海外；同时这种海外资本流入对美国来讲必须还是低成本的，否则美国这个世界资本家就失去了利润空间。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主要有三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第一，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令世人普遍认为美国是全球资本的安全岛，尽管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但是长期以来它仍被认为是最没有可能破产的政府，因此许多国家仍然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美国政府国债作为自己的储备资产，尽管收益相对很低，但是安全有保障。第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非常稳健，并且在90年代迎来了信息技术革命，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未来生产力的增长有信心，对美国的企业有信心，因此愿意将资本投入美国。第三，美国自里根政府80年代执政以来，一直推行对金融行业放松管制，鼓励金融领域内的创新的政策；1999年美国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为其实行了60多年的银行分业经营体制画上了句号，自此之后，美国的金融创新之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本，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负债能力。上述三个因素帮助美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球国内债券余额为50.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内债券余额为22.3万亿美元，占全球余额的44.4%；而美国股票市场的市值约为17万亿美元，年成交量约为24万亿美元，两个数字又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有了这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做吸金石，源源不断的海外资本都流向美国，为美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弹药”。 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三个因素在最近几年之内已经开始显露疲态——首先，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显示出美国本土已经不再像想象中那样安全，之后的反恐战争劳民伤财而收效甚微，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取得最终胜利的迹象。随着美国贸易逆差与政府赤字的不断扩大，其他国家已经不再对美国国债青睐有加，即使是在金融海啸到来之前，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已经开始讨论储备资产多元化问题并付诸于行动。其次，从历史来看，任何伟大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都会随时间慢慢消逝，信息技术革命也不例外。2005-2007年，美国平均生产率增长已经降至1.5%的水平，这甚至不及2000-2005年平均生产率增长的一半。在制造业方面，美国的竞争能力更是处于下降的轨迹之中，连昔日的美国民族骄傲——汽车工业也是举步维艰，几大汽车企业几近破产边缘。除非美国再次出现像信息革命一样的大规模技术创新，否则未来几年的生产率增长将很难重新回到本世纪初的水平。最后，无节制的金融创新也导致美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几年积聚了严重的泡沫，而泡沫的破灭最终酿成了今天的金融海啸。在所有世界其他国家提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蓝图中，严格金融监管、控制金融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预计，未来的金融创新因素对于美国吸收海外资本的作用将会极大地弱化。 上面的分析似乎昭示了美国这个另类资本家的黯淡前景，一旦美国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自身的资本市场吸收廉价的海外资本流入，它也就无法通过资本输出取得高额的投资回报，赚取中间的利差。也许我们真能看到美国摘下自己世界资本家帽子的一天，对于长期受其经济剥削的其他国家来讲，这应该是一个幸福时刻。 作者为香港中国银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