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国人患上“技术恐惧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杨景厚 编译 德国堪称世界的环保模范。但是德国有些环保主义者对环保过于苛求，进而产生了强烈的“技术恐惧症”（technophobia），即“技术怀疑主义”（techno-skepticism），威胁到德国的经济与科技大国的竞争力，德国人为何“因噎废食”？ 对高新技术消极作用忧心忡忡 在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德国人研发了从新型核反应堆到磁浮列车等一系列未来主义技术。到80年代，它是率先制订研发基因技术计划的国家之一，但是数年之后，德国的大医药公司却将基因医学研究机构迁移到外国，从而丧失了它在先进生物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为什么德国人要自废武功？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它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以大学科研为依托组建新公司的文化。更重要的是由德国环保主义者、教会领袖、政客以及新闻工作者组成的强大联合阵线，煽动群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惧情绪，称这种技术干扰自然规律，使人联想到纳粹的优生学之害。在广大群众支持之下，议会对生物技术严加管制，政府拒发生产许可证，甚至有关学术研究设施也成为抗议目标。 德国也是带头反对农业生物技术的国家之一，禁止销售转基因作物。另外德国是新兴的纳米技术研发领先国家，但环保主义者认为，隐性粒子将污染食品和空气，并已做好新的斗争准备。德国还是惟一禁止核电的大经济体，尽管核电的安全记录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其民用核工业也曾一度辉煌。 “技术恐惧症”绝不是德国独有的现象，大多数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都持反对态度。瑞士走得更远，它把保持植物的本性写入宪法。讽刺的是，从理论上来说，抗虫害的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增强了植物本性。 在美国，虽然布什政府严格限制干细胞研究，但奥巴马上台后放宽了相关限制。其他国家对于新创技术也有顾虑，但像德国那样采取激烈态度是绝无仅有的。法国仇恨转基因作物，但钟爱核电。美国自1979年三里岛反应堆发生泄漏事故后再未建造新的核电站，但是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食用转基因食品。瑞士和意大利都已立法反对核电，但后来由于它们担心能源过度依赖外国供应以及全球升温，又不得不改变方针。但德国却仍然执着于2020年关闭在巴伐利亚州的最后一座核电站。 “技术恐惧症”的消极影响 德国是由于工业处于领先地位和技术创新而富裕起来的国家，但现在它的研发却由于环保的原因而受到抑制。德国曾在农业技术和植物育种领域位居世界前沿，它的科研人员发明了构成遗传学基础的基因剪接技术。然而今年4月德国农业部长伊尔塞·艾格纳不顾1600名科学家的抗议，悍然关闭德国惟一的培育可抗御害虫饲料玉米的基因改造作物试验农场。从2008年起，有4所大学主动关闭了它们的基因学试验农场。吉森大学校长史梯凡·霍尔莫斯解释说，他再也对付不了“来自政客和广大群众的普遍反对，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只好采取关闭措施”。德国科学院警告说，“德国正面临丧失学术自由的威胁”。 对科研的压制必然导致人才外流与企业外迁。马克斯·普朗克植物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瑞尔夫·包克反映，他的科研班子中80％的领导人计划或者已经出国，研究所在过去10年中约有100处试验农场被环保分子破坏，而进行24小时现场保护的代价太高，只好暂停现场试验。 拜尔公司的作物科学研究所于今春宣布关闭转基因作物研发设施，迁入到“技术友好”的比利时。德国另一农业科技巨头巴斯夫公司已取消面向欧洲市场的新型转基因物种研究，自2007年以来，该公司几乎将全部的科研新投资都转向美国。 丧失技术发展机会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根据安永公司的2009年生物技术调查报告，按照公司的数量来评定，德国的生物技术部门已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挫折中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美、英，但它的公司普遍资历浅、规模小。按照德国Fraunhofer研究所的估计，加快采用生物技术可在农业部门增加20多万个工作岗位，几乎可以弥补最近衰退12个月以来新增加的25万个失业人员。 按照计划，11年后德国将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巴伐利亚州政府估计，单是该州就要为购买燃料和新电源支付600亿欧元。当前全球都在重新启用核电，到2030年将新建400座核电站，西门子公司CEO彼得·洛歇估计其市场价值将超过1万亿欧元。该公司为了从中获得一部分份额，于今年3月宣布与俄罗斯核电公司Rosatom合作，以获得对方技术。想当初，正是西门子公司向世界出口新型核技术，而如今，它却沦为俄罗斯国有公司的一个小伙伴。 2009年7月初，德国默克尔总理在一次核工业会议上发出警告：德国必须注意，不要由于退出某些高技术部门“而削弱我们的工业基础”。她担心的是，值此全球经济遭受打击，每个富国都在寻求竞争优势之际，德国的“技术怀疑主义”可能阻碍它去发展某些最有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 “倒行逆施”有原因 德国人的“倒行逆施”有其历史、文化和政治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它的大医药公司Hoechst早就发明了专治糖尿病的人造胰岛素，可以取代高成本工艺繁琐的天然制造法，后者需要从数以百万计经过屠宰的猪的胰腺中提取。该公司曾是在二战中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制造毒气的法本公司的一部分，至今骂名难消。Hoechst公司所在地黑森州的环保部长曾是绿党党员，也是该党最先执政的地方。绿党为了扩大影响，不遗余力地从政治角度出发反对该公司的新药品，为此该公司推迟了14年，到1988年才销售人工胰岛素。在此期间，德国糖尿病患者使用的是从法国进口的利用该公司技术制造的人工胰岛素。
美国转基因作物大公司孟山都也是德国环保分子攻击的目标，因为它在越战时期为美军制造了橙剂（Agent Orange），用这种药剂喷洒森林后可使树木落叶，以便暴露越军的部署，遗患至今，恶名昭昭，从而成为反对转基因作物者的炮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辩论的过程中，德国人早就每天食用从北美和南美进口的转基因食品，其中包括由转基因大豆制造的食品添加剂和由转基因饲料喂养生产的肉类。同样，尽管德国要放弃核电，但它的邻国都在使用核电，甚至它自己的电力公司也从法国进口核电，但德国的环保分子对此却熟视无睹，从不提出抗议。 在德国绿色运动看来，自然就是“善”，对回归自然运动充满怀旧之情，而对新技术对生活的干预深表疑虑，把科技视同“冷酷”，认为科学家被资本家主子贿赂，无视科技所造成的灾害。怀有理想主义的德国青年，把按上述观念开展的行动视为“行善”，特别关注气候、原子、细胞以及纳米级机器对自然规律的隐性干扰。他们把理性的问题提升为道德问题。德国阿伦斯巴赫研究所政治分析家托马斯·彼得森认为，“对形形色色风险充满畏惧的‘技术恐惧症’，实际上是对稳定生活的愿望发展到极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IFO研究所所长汉斯·韦纳·辛则认为，上述思想在德国已发展成为主流，并且控制了德国各政党。 对于富裕而稳定的德国来说，这种恐惧心理未免令人费解。几年前德国的教科书还在悲观地预测电脑将造成失业，消弭人际交流，把人变成“匿名的代码”。幸亏德国的青年比年长的教科书编者对技术处之泰然得多。当前德国公司在IT和新能源技术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们要克服的困难是风险资本不足，而不是“技术恐惧症”。彼得森希望德国能像别国一样改变争议的话题，多谈风电、太阳能等“好”技术。 目前，德国绿色和平运动共创人之一帕特里克·穆尔已经改变对核电和转基因作物的看法，认为减排和生物燃料都有益于全球降温。现在也已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关闭核电站的决策是错误的。这些也许是德国人最终要摆脱杞人忧天的“技术恐惧症”心理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