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毕竟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关系”二字可以用作担当，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信用体系 戴新羽 前段日子，在分属两地的媒体上分别报导了两起拾金不昧之后大量人试图冒领的新闻： 一个是2009年12月9日《扬子晚报》报道两位学生捡到约1.1万元、苦等失主未果报警求援后，各路人马大显神通，纷纷向警察表示自己是失主，甚至远在河北的都试图捞一把，而最后靠警察下了一个小套才辨别出真正的失主。 时隔不久，12月29日《重庆晚报》报道，有人捡到300块钱后在小区贴了招领告示，引得小区内的10位居民纷纷来认领—— 家住6栋8楼的王先生说，前天和女友约会时发现钱包里少了300块，出门时曾途经3栋，钱肯定是他丢的。 3栋16楼的李婆婆，双手叉腰，以祖宗的名义发誓，“钱是我的。” 告示贴出仅3小时，就有6位居民来认领。家住1栋的28岁袁小姐，甚至把父母、婆婆和爷爷全拉来助阵，小袁的婆婆拍着桌子说：“娃儿发毒誓丢了300块钱。” 最后结果是，真正的失主凭着钱上的记号，才拿回属于自己的300块。 当然，这种事情大家已经见怪不怪。然而在这两件事情里，最有趣的并不是这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这些冒领人的表现。在南京的案例中，因为警察故意隐瞒了真实金额，并且拥有各种调查手段，所以能主动甄别出一些冒领者；并且都会对疑似冒领的人进行警告：“如果被证实是冒领，要受到相关处罚。”所以不少冒领者仅仅是在打个电话试探或者是亲自到派出所试探一下之后就消失了，比如远在河北的那位就是如此。
重庆的案例则有趣得多，只是单纯地由社区干部进行招领，没有人告诉他们被证实是冒领的后果是什么。于是10多个冒领者互不相让，都对天发誓“不是来骗钱的”。 失信的成本 无论是用道德还是法律来衡量这些人的行为，毫无疑问都可以归于欺诈和失信。发生在南京的案例，因为是每个个体单独面对警方，这还让大家能够理解，而发生在重庆的例子，则由于是多个个体聚合在一起，产生了交集，特别是他们的共同属性是同一社区的邻居，让整个事情显得那么荒谬：为了维持住每个个体的谎言，一堆人坐在一起说谎。这哪里是社会新闻，分明是后现代戏剧。 究其根由其实很简单，失信的成本太低。尽管传统道德观念会要求人们尽量做到守信，同时会唾弃那种尔虞我诈的行为，但是在现实中人们都会衡量守信与欺诈所分别面对的风险收益比，当欺诈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时候，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去冒领的人做得没错，因为确实没有实质性的惩罚。而且从另一面看，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对这些人而言信用是没有价值的，否则断不会出现住在一个小区里的邻居为了本不属于自己的300块而争得面红耳赤。 信用的本质就是对风险的测度，信用的高低就意味着发生联系的两者之间的风险大小，而且信用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经过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所产生的一种共识。但需要指出的是，直到今天，所谓依靠单纯的道德观念来维持的信用体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通过长期而稳定的制度约束才能形成一种社会伦理或者是商业伦理。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就证明了当制度约束太弱的时候，人们完全有动力去打破这个约束，从而获取更高的收益。 中国人的圈子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两个例子所体现的信用缺失与制度约束缺失不够普遍，但事实上，信用的缺乏在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信用的缺失会很明显地制约经济规模的扩大。自古中国商人并不是以个体而闻名，更多的是以晋商、徽商、浙商这类地域性的群体作为标志，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用乡土亲情作为纽带来解决信用问题，同一地域的商人间抱团，形成一个外人很难进入的圈子。 从中国的文化根基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种维系人际关系的因素，比如排在第一位的始终是血缘姻亲，其次是乡情，再次可能是同门同窗等等，用一个集大成的词来概括，就是“关系”二字。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有文化传统上的血浓于水的古训，另一方面则是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人际关系很容易暴露在风险之中，所以各种关系就成为一种较为有效的约束。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家族企业依旧不愿意交给职业经理人来打理。面对一个法律不够完善和人际之间普遍缺乏信任的商业社会，选择家人作为合作对象，显然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但是一个人的家人是有限的，在有限之中寻找最适合的管理者，其难度显然远大于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寻找一个优秀的经理人，这或许是“富不过三代”的真正缘由吧。而在发达国家的一些老牌企业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子证明职业经理人往往具有比股东后代们更优秀的经营才能，在更为完备的制度约束下，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和谐相处。 制度性的约束 即便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里有充分制度来约束所有权与经营权双方，事实上也总会出现不和谐的地方，经济学里面有个代理问题，就是专门研究这类不和谐的。举个例子，美国的REIT‘S产品发展了几十年，在最早期的REIT‘S产品设计中，物业资产的运营管理是通过聘请外部公司来进行运作的，而在近些年来，由REIT‘S产品的主体自行管理物业资产成为了一种主流，有研究表明，这种趋势的变化除了有税收优惠方面的原因外，避免外部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来侵蚀股东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理人与股东之间的目标不一致所形成的代理问题。 当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如说香港的REIT‘S产品，几乎把所有的环节都外包给专业机构，通过比较复杂的代理关系，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无论是何种发展路径，其发展思路的根本还是在于通过制度性的约束来降低信用成本。 除了上面提到的由于缺乏制度约束所造成的市场各主体间易形成信用缺失之外，产权状况或许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由于目前国企与国企都因为政府背书的存在而无需建立严格的信用关系，而当国企过于强势时，面对私人部门也就拥有了博弈的优势，更没有动力去维护自己的信用水平。 某国有银行的成本逻辑 举个简单的例子，某国有银行的贵金属投资系统出现报价错误，让一位投资者意外盈利，但是银行发现系统错误后，直接冻结了该投资者账户，要求投资者返还盈利，双方僵持不下。银行将投资者起诉到当地法院，加上各种公关手段，最后拿回了那笔盈利。 其实相对于那笔盈利而言，银行折腾这么一回所付出的成本数倍于他们所得到的。但是对于银行，成本并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重要的是不能向投资者示弱，因为根据交易协议，他们拥有最终的解释权；其次就是如果他们承认了这笔交易，就要被算作是损失，而为了追回这笔钱所付出的成本，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会计项目列入正常支出。 其实银行既失去了与客户之间的信用，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由于国有产权的存在，只要在交易账户没有造成损失，就没人需要负责，也不会有人会为了不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信用负责。还是那句话，对于这件事情当中的人，失信的成本太低了。在一个有政府背书的国企占据绝对强势位置的经济体系里，其他市场主体的信用问题，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我们每天都能从各种经济报道里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但实际支撑着这个社会经济运转的是信用体系。我们使用信用卡需要信用，按揭买房需要信用，宏观的流动性也依赖于信用创造，各种证券特别是债券的发行也需要信用。这个时候的信用，已经彻底转化为一种风险定价工具了，人们有权对信用等级低的产品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比如垃圾债券的票面利率就一定要高于正常债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失信的成本低导致信用等级低，那么人们要想获取他人的信任就必须为此支付更高的成本。相信在前面提到的重庆的例子中，那10几个冒领者想要再获得邻居的信任，大概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了。 当然，这只是庞大社会的一个角落，毕竟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关系”二字可以用作担当，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信用体系。更何况在号称最重视信用的美国，为了赚钱，标普和穆迪一样可以把砖头贴上金子的标签，至今也没见受到什么具体的处罚。如此看来，倒也不是风景这边独好，而是寰球同此凉热了。 本文前提建立在上述所引均非假新闻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