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美国传奇CEO郭士纳时，杨向东心中激动，欲言又止。
他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华尔街的并购狂潮—1989年，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KKR以250亿美元收购RJR纳贝斯克食品集团，郭士纳受聘为该食品集团CEO。在大刀阔斧的整合中，当时在美林做并购业务的杨向东帮助纳贝斯克卖掉了一个品牌叫“重庆”的非核心项目。但这个刚入行的24岁东方小伙子，还没有机会结识比他大24岁、同为哈佛商学院校友的商界偶像郭士纳。 到了21世纪，他俩又机缘巧合在中国主导了动辄上亿美元的大交易。2002年，60岁的郭士纳从IBM功成身退后，成为全球另一最大PE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董事长。此前一年，杨向东已经加入凯雷，担任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并购业务联席主管。
这个交集恰恰是因为凯雷的战略大转型，一个称作“伟大试验”的运动。美国“9·11事件”后，凯雷这个享有“总统俱乐部”（拥有过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小布什，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各国前政要）绰号的PE公司，遭到空前危机。那时，本·拉登家族是凯雷的投资人，凯雷投资的防务公司因“9·11事件”获得订单，时任总统的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恰恰是凯雷的顾问，这无法说清的关系，让“军商政复合体”凯雷成为众矢之的。 “9·11”后凯雷的这场“伟大试验”，既是面向专业化的转型，也是将国际化和本地化结合的转型。 说起来，杨向东这位亚洲元老级的PE先行者之一，属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最早进入华尔街的那批中国留学生，但与刘二飞、孙玮等投行人士相比，更年轻的杨向东率先走上了PE并购路。 凯雷也是中国PE界的先行者。十多年来，凯雷在中国投资近50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25亿美元，是在中国投资最活跃和投资额最多的外资PE之一。其中，杨向东和他所统率的凯雷亚洲基金(又称凯雷亚洲收购基金)由于项目单笔交易均在8000万美元以上，最受市场关注。近几年来，入股太平洋保险、徐工机械这一成一败的案例已经成了杨向东本人跟凯雷收购基金的“墓碑式”记录（Tombstone，投行专业术语）。 是的，在徐工一案上，凯雷品味到了苦涩。与外资VC相比，外资PE在华发展有更大的障碍。它们包括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外资投资限制的政策、企业对PE的误解，以及复杂漫长充满变数的交易审批程序等等。 但凯雷在中国还是收获了果实。2009年12月底，太平洋保险集团在香港H股上市，加上两年前的A股上市，凯雷在太保身上四年内取得了超过六倍的回报，账面利润达到50亿美元—中国最大的一宗PE回报（新桥投资深发展的账面回报为5倍），是凯雷在亚洲最成功的一笔投资。一位了解杨向东的同行甚至说，“这个交易够他吃一辈子了。” 凯雷已经从徐工案的挫败中走出来了吗？2月底3月初，低调的杨向东两次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专访，揭秘凯雷亚洲基金八年来的本土化历程。他的一个体会是，“在国内做控股投资比较难，我们现在投的都是少数股权。” 杨并没有要退休的意思，他掌管着凯雷亚洲基金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中国的PE行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黄金时代还没有到，还有很久……这也是百花齐放的时候。”但他也明白，像太保案这种国企亏损改制的投资机会，大资金量、高回报的阶段已经过去了，PE在中国需要新的玩法。
转折点
在杨向东的记忆里，太平洋保险交易案总是跟圣诞节有关。 2005年12月，凯雷和美国保德信以4.1亿美元收购太平洋寿险24.975%的股权（后来凯雷转持太保集团19.90%的股权）。2007年12月25日，太保登陆上海A股。2009年12月23日，太保在香港H股挂牌上市。 “太保管理层挺会挑时间的，”杨向东开玩笑说，“每次我都在滑雪。” 太保在香港挂牌时，正在日本北海道滑雪的杨向东赶回香港，参加了太保集团在香港联交所的IPO敲钟仪式。之后，他又飞回日本继续滑雪。 他向我们确认了郭士纳那个段子：2003年，凯雷谈判入股太平洋保险，郭士纳邀请“台湾保险之父”、ING安泰人寿大中华区总裁潘昌，说，“Patrick，有一个和我当初改革IBM一样的机会，你要不要去？”他还说，“这个案子很难。太保是非常大的国企，有20万名员工，庞大得有一点像IBM，不管你有什么计划，执行总是比你的计划要久得多。” 在投资太保案上，你可以这么看郭士纳和杨向东的角色，杨向东主要判断公司要不要投，多少钱去投；郭士纳则在企业的管理层判断上给出建议。 这个案子“要不要投”，是个巨大的考验。事后证明，太保案这笔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PE交易，不仅是杨向东的个人转折点，也是凯雷中国的转折点。 太保寿险是太保（上海国资委是控股股东）的子公司，成立于1991年。从1999年起，太保寿险花了整整6年时间来寻找战略投资者。接触的外资机构有近20家，其中深谈的有8家。2001年，澳大利亚安保集团曾一度差点与太保寿险合作，但未获安保董事会通过。 在很多投资人看来，这不是一个香饽饽。 据太保寿险董事长金文洪透露，2004年底，太保寿险的账面亏损已经达到61亿元。除此以外，让人望而却步还有太保寿险管理上天然的“大国企病”。当时，花旗银行、荷兰国际集团(ING)、美国国际集团(AIG)等等都与太保寿险接触过。太保寿险本来更倾向于这类战略投资者，因为合作时间可能更长久，还能帮助太保寿险提高管理能力，但均未能如愿。 凯雷是在安保与太保寿险合作告吹以后，介入此案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年仅32岁的杨向东就到韩国抄底过。那时，他在高盛主管亚洲直投业务，投资韩国国民银行。那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案子，投资金额5亿多美元。那是一家国有银行，挺复杂，需要处理方方面面关系。 或许是这种经历，让杨向东敢于碰太保案。 2001年，凯雷没跟摩根士丹利一起入股福建兴业银行，“很后悔，我们当初对银行判断还不准确，不太敢投。投资不是总是对的。不能总考虑错过的机会，要把握一个。” “我们每做一个投资，不仅仅看它本身的回报，还要看到对凯雷的样本价值。只要我们有能力，知道怎么来做Due Diligence（尽职调查），还是可以做的。我们越了解太保，我们信心越强。”杨向东也由衷地佩服太保集团原董事长王国良、现董事长高国富，“驾驭这么大的国企，挑战非常强。”包括郭士纳在内的凯雷团队在太保身上花了很大精力，尽职调查一年，谈判三年，太保集团上市“八年抗战”。那几年，杨向东每星期都要去太保两天，接送他的司机以为他就在太保上班呢。 “如果跟别的投资人相比，杨有很强的韧性，有很大的耐心。”杨向东在高盛时的老同事、前淡马锡董事总经理、方源资本创始人唐葵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经验、很有耐心的投资者，他最大的长处是拥有宏观思维，能看到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