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向东笑着说，“风险也非常大，如果做不成功的话，我们损失巨大，我可能就不做PE了。” 该交易对凯雷和太保都有战略意义。除了高额的回报外，凯雷希望藉此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金融投资大门。 但在同期启动的徐工案失利后，凯雷亚洲基金似乎流年不利，入股广东发展银行、重庆城市商业银行、山东海化等接连受阻。除了太保案，凯雷至今没有投成第二个金融项目。而随着2005年黑石、KKR等PE巨头进入中国，以及本土PE们的凶猛崛起，凯雷先行者的优势也已不再明显。 本地化碰撞 3月2日，接受我们采访这天，杨向东很关心两则新闻：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飞到北京向中国消费者道歉；英国保诚集团以355亿美元收购AIG旗下友邦保险。 他感慨地说，“AIG是美国最成功的金融机构之一，英国公司把它买下来了，报纸上也没看见有人说英国人把美国人怎么样了，而是说，这么大的案件不得了，把AIG的理念都改变了。” 你觉得杨向东仍在为徐工交易愤愤不平吗？ 从2003年参与投标，经过几轮淘汰，2005年10月，凯雷击败卡特彼勒、华平、AIG、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基金等竞争对手，与徐工集团和徐工机械签订三方协议，以3.75亿美元价格收购徐工机械85%股权。但之后一波三折，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博客质疑，政协委员李德水建议“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并引发监管壁垒及社会热议。尽管凯雷2006年、2007年两次妥协，最后溢价20%，持股比例降至45%，但时过境迁。“我们跟地方政府一直在探讨有什么办法把这个项目做成。按最后的协议，实际上政府审批也不会有问题，但因为过了三年，企业价值翻了几倍，我们怎么按照原来的条款去做呢？这在技术层面没办法解决。”交易仍然告吹。 在那三年惊动朝野的谈判波折中，中国上演了一出冲突强烈的商业情景剧：国企改制、私有化、国家经济安全、民族主义情绪……商界及公众似乎都上了一堂关于PE的观念洗礼课。凯雷的牺牲不是没有价值的，它成了外资在华并购的试金石。 杨首次承认，这是自己最遗憾失之交臂的一个项目，也是自己多年顺利PE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挫折。他诚恳地说，“非常可惜！如果我们合作的话，徐工这个企业，有了凯雷这个平台，会发展得更好—中国的工程机械企业完全可以走向国际化，这是当时我们给它贡献的主要理念，就跟今天李书福并购沃尔沃是一样的。” 杨向东有些唏嘘，“为什么当地政府和企业非常看重跟我们的合作？当时我们说先合作，然后去海外收购，把这个企业变成全球化的企业，完全可以把徐工的技术含量提高。但这个事情没有做成，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更大的失落。” 在商言商，去政治化的凯雷原本想再做个有“样本价值”的交易，却始料未及地碰到了本地化难题。而在各地的国企改制浪潮中，本土PE鼎晖、弘毅投资顺风顺水。 凯雷在金融领域里的投资，太保样本效应也没有得到太多放大。 重庆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重商行）是凯雷花费不少精力的项目，最后这个快要煮熟的鸭子却飞了。 2006年12月，重商行与香港大新银行、凯雷签订参股协议，大新银行出资6.9亿元，购买重商行17%的股份，凯雷投资3.26亿元人民币收购重商行7.99％的股份。2007年4月，银监会未批准凯雷入资协议。个中原因，重庆银监局副局长李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凯雷以‘凯雷亚洲基金二号’的名义进来投资，与中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太符合。” 根据2003年1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要求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境外金融机构，应具备“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0亿美元”、“国际评级机构最近两年对其给出的长期信用评级为良好”、“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等条件。 此次凯雷用于投资重商行的“凯雷亚洲基金二号”成立于2005年，募集资本为18亿美元。与《管理办法》中各项规定相对照，它在存续年限、总资本数量两个指标上不达标。这种《管理办法》明显对PE机构不利。 凯雷还在另一个著名的金融案上受阻，那就是广东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广发行）。广发行的引资重组，历经3年，成为当时中外财团争夺的资本盛宴。凯雷也参与其中，但在2006年被迫退出以花旗银行为首的竞标团。受阻的原因，据说是因为PE这种财务投资者不受欢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凯雷的此间遭遇也不是个案。除了新桥资本投资深发展，其它外资PE也鲜有分得中国金融业改制重组的盛宴。除了法规的限定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层对PE的认识有失偏颇，认为其只是被动投资者，难以带来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这些可谓凯雷在中国的投资“阴影”，对此，杨向东并不愿意说太多。但据接近凯雷的人士透露，凯雷依然不会放弃金融投资机会。 但教训的种子已经种下了，杨向东说，“我觉得适应国情非常重要，肯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们在韩国也有同样的经历。在做一些大的投资项目时，碰到一些困难，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这个过程中学到什么东西。凯雷在中国尽管有时候做得非常成功，有时候不是很理想，但是每次都让我们增强了信心来学习。” 在徐工案上，凯雷请老布什、前国务卿鲍威尔等出面公关，但这一招失去了效力。之后凯雷改变策略，“从美国最高层到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中国行政团队，都定期和政府官员会面”，凯雷全球公共事务及政府关系负责人马鼎文在一篇《拆解政治风险》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再拘泥于特定交易的范畴，而是积极加强和国家、地方政府及社群的关系”。今年“两会”期间，他就在北京活动。 凯雷创始人之一大卫·鲁宾斯坦更是充当了PE传道士的角色，多次来华公开演讲，参加PE论坛，坚信中国PE市场的光明前景。他说，私募股权将不再“私”，而会越来越公开，新趋势是PE的投资规模将变得更小，联合投资的机会增加，投资期拉长，逐步转型为增值型资本（Change Capital）。 凯雷逐渐卷土重来。从凯雷亚洲基金二号开始，凯雷越来越重视民营企业的投资，投资范围也从金融、制造业拓展到内需和服务行业。比如其2008年1亿美元投资浙江开元酒店，2009年联合复星集团注资乳业企业雅士利。 凯雷的这种转型与外资PE普遍的转型趋势合拍。比如TPG最近两年投资的案子连锁超市物美和鞋业企业达芙妮也正好有关内需。习惯了做大交易的凯雷在中国开始甘愿“以小为美”？ 这显然不会是凯雷和杨向东在中国最终的答卷。“我还年轻呀，45岁，我的老板大卫·鲁宾斯坦都60多岁了，每天仍然辛勤工作。PE这个行业不分年龄，看重的是经验，全世界最成功的投资者就是巴菲特，我觉得他最近投的几个大项目都很新颖。”
凯雷在中国也还很年轻。 【印象】 杨向东：我没有企业家那种“爱” PE是一场智力游戏。“我对我投的每个企业都很喜欢，但是我对他们没有企业家对他们的那种爱” 他是新时代的“留美幼童”，1982年17岁就成了美国菲利普斯中学（Phillips Academy in Andover）的学生。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中学，创建于1778年独立战争期间，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父子都毕业于该校。 他是个幸运儿，历史机缘常常眷顾他。菲利普斯中学跟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庚子赔款时期就资助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念书。他办签证的时候，得到了老布什（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办主任）的帮助。他的国内校友是中信资本CEO张懿宸。他说，“菲利普斯中学一直走在中美关系的前沿，我也帮助他们在中国拓展一些业务，邀请美国小朋友来夏令营。” 他是华尔街典型的高智商交易人。1987年加入美林后，他没有选择做常见的IPO业务，“M&A（并购）是高科技，很复杂，很有意思，可以看到买方和卖方，需要分析判断，就像打仗一样，又要有实力，又要有头脑。” 他是个有优越感的人。每次出现，他都是西装笔挺，领带整齐，头发精神。他会礼貌地跟你打招呼，主动跟你握手，力度适中，态度真诚，绝不敷衍，但也不会过于热情。在国内PE界，他基本上不混圈子，不参加论坛，也很少与企业家们聚会。跟他很熟的一位同行都抱怨他恃才傲物，有些清高。 他是个理性动物。他崇尚独立思考，这个习惯在波士顿北部安多福镇的菲利普斯中学就形成了。“怎么在众多噪音里面有你独到的见解，对行业、对企业的判断都很重要。”他欣赏麦克纳马拉、郭士纳那样的专业人士。两次采访，他总是向我们强调PE的专业价值。 他是个对政治持淡漠态度的人。“9·11”那天，凯雷年度国际投资人大会，他就在现场。本·拉登的那个兄弟也在。他不炫耀也不反对凯雷跟哪个首脑有关系，凯雷成功归根结底还是投资业绩好，这才是核心竞争力。 他是个沉静的人。1987年8月份他开始上班，10月份就赶上了经济危机。两年后，他去了美林日本，见证了日本股市泡沫的疯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他在亚洲市场创造了大交易。2008年金融风暴，他觉得比以往都要严重得多。“很年轻时就经历了这些，身在其中，感觉到很可怕。我一生一世都在想这些事情。危机危机，有危有机，确实是这样。” 他是个尊重企业家价值的人，佩服那些对业务对行业充满了激情的企业家。“这些创始人的商业意识非常强，他们有强大的驱动力，对自己的行业有非常大的爱。”他坦白说，“我对我投的每个企业都很喜欢，但是我对它没有他们的那种爱。让我每天做奶粉，做钢管我会很烦。” 他是个自我挑战的人。“我们喜欢谈判有难度的企业，真正斤斤计较的人可能做生意也是这样。很容易谈，才有问题。我们谈每个项目都很难，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建立信任，以后管理企业做决定比较好。现在有些PE进来，两星期给你答复，说你的公司太好了。这样长期会出问题。即使给你董事会席位，你也没有基础来跟他讲，他有问题也不会跟你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