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G20伦敦峰会六点共识的声明中并没有出现超主权世界货币的议题讨论，周小川的超主权世界货币的提案在G20伦敦峰会前后呈现出“先热后冷”的特征 继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欧盟积极地同亚洲斡旋如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来，2009年4月初，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把构筑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新的高潮。 3月23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拉开了国际社会就中国提出构筑以SDR（特别提款权）为支撑的超主权世界货币的理论与实践的证明。随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于3月27日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增强发展中国家声音》的文章，把这次在G20伦敦峰会中中国的声音和立场加以了进一步明确。 那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以SDR为支撑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在理论与实务中有多大的可行性？超主权世界货币是否是一个遥不可期的乌托邦？ 超主权世界货币“先热后冷” 周小川的超主权世界货币构想甫一提出就聚者云集，以澳大利亚及“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迅速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支持；俄罗斯更体现出了英雄所见略同的感召——之前俄罗斯有关部门也提出了相关的构想；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诸多国际知名学者表达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另外，由于周小川的提议使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由虚变实，因此也得到了IMF等机构的强烈支持。 忐忑不安的是美国。3月24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对周小川的提议给出了自信的回应， “我们实际上对那个建议相当开放”，他认为超主权世界货币是一场闹剧，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无法撼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然而这种自信稍纵即逝，随后，盖特纳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起强调“强势美元”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欧盟则摆起了乌龙，一改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热衷，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上与美国一起强调加强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立场。对欧盟来讲，当然期待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但前提是不削弱自身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必然要改革IMF，而欧盟成员国势必要让渡相当一部分IMF权力给日益成长的新兴市场国家，这显然是欧盟不愿接受的。 持反对立场的还有此次G20峰会的东道主——英国，G20峰会召开前夕，英国首相布朗就强调，超主权世界货币提议不在G20会议讨论议程中。 G20伦敦峰会会后的六点共识的声明中并没有出现超主权世界货币的议题讨论，周小川的超主权世界货币的提案在G20伦敦峰会前后呈现出“先热后冷”的特征。布朗表示，超主权世界货币的提议者——中国，没有向峰会提交相关的议题供与会领导人讨论。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至少有三方面：其一，周小川的超主权世界货币构想仍然是尚未成型的设想而非议题，暂时无法作为议题在峰会上讨论；其二，中国自身也认为，至少在目前，超主权世界货币仍然是一种尚未成熟的设想；其三，目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仍然难以撼动，美元体系牵涉的利益关系已经相当多元，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且把美元从神坛上拽下来在短期内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无法摆脱的“特里芬悖论” 由于内在稳定性缺失，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16.53%的表决权，同时在IMF拥有17.14%的投票权，即美国政府在世界银行和IMF（议案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都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因此可以说，美国是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最大障碍。 当前各国的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提议（除周小川的超主权世界货币提议外）仍然未能突破现有的框架，更多地是通过此消彼涨的力量变化来制约美国和美元“一超独霸”的地位，并没有触动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根本。 如何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能否再继续回归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已经高度信用化的今天，再拿出“货币天然非黄金，黄金天然是货币”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毕竟，黄金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性、黄金资源的有限性、不同的黄金开掘效率等因素决定了黄金不可能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 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1——各国货币与美元实行浮动汇率，美元与黄金挂钩，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多种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然后再次与黄金或石油等挂钩，都无法摆脱“特里芬悖论”——即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将导致该国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突出地表现为难以维护币值稳定。 事实上，自从美元当仁不让地走上世界货币神坛后，美联储就开始在迷失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美联储无法监管跨越国界的全球金融市场。2004年以来，格林斯潘所担忧的美国长短期债券利率之谜就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失控的具体表现，即大量金融资产从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行配置，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需要不断供给美元以满足市场需求，否则将导致美元供不应求，导致美元汇率走高，并降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要满足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元需求，美元则面临着贬值风险。 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衡压力一度因国际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创新和信用创造的加快得以缓解，即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流动性创新，提高了信用货币创造的速度，逐步满足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随着市场对短期现金流需求的增加，导致了长期债券利率长期低于短期债券利率的不合理情况，而这种问题的背后潜伏了大量的金融风险隐患。 SDR的局限 不可否认，周小川的提议突破了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特里芬悖论，走出了之前各国改革IMF时过于关注提升本国货币地位的方案的局限性。从这个角度上看，此次提议具有明显的理论与实务前瞻性，然而，其局限性也是相当突出的。 首先，以SDR为支撑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本身需要一个超国别且具有国别政治超然性和具有强制力的全球央行或实权化IMF来加以管理。这就要求各国让渡一定的货币主权出来，而这个超国别的、掌控着全球货币市场主动权的全球央行，在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及时科学的政策安排就变得尤为必要，否则SDR将无法有效推进。 其次，超主权储备货币提议没有解决SDR与各主要国别货币的汇率问题，SDR在国际外汇市场的稳定性并非事前签约约定那么简单。目前，由美元等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这个汇率问题是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确定的，而一旦插入一个超主权的SDR储备货币，意味着当前国际市场上主权货币间的汇算关系就无法有效维系了。这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市场给投资者留下较大的套利或投机空间，从而加剧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另外，推动SDR作为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难以实现。这一方面需要SDR本身的内在稳定性，而如前所述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推进，而超主权的SDR的管理者——世界央行或实权化的IMF存在软约束问题。长期以来，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在短期内存在改变的惰性。 最后，如何激活各国公私投资者放弃目前的主要世界货币而参与到SDR交易体系？显然，这需要SDR本身的稳定性以及投资者对SDR的高度认同感，而SDR与主权货币在分配各国货币政策主动权方面的争议，很容易使这两点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