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政府应怎么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企业在境外应该如何作为？ 郑新立：我觉得，对于民营企业“走出去”，国家应予以政策支持，包括这些企业“走出去”所需的外汇支持。在抵押、担保的前提下，应该扩大小企业对外汇的使用权。中国的外汇管理应该从过去的以结汇为主改变为以用汇为主。另外，中国驻外机构，如驻外使馆、商务处等，也应该为小企业提供信息支持和帮助。还有就是培训小企业熟悉投资国的法律、风土人情。企业“走出去”不仅是进行能源、资源的投资，还要帮助当地的发展。比如，有一部分资源可以在当地进行深加工。像氧化铝深加工，建设电解铝工厂，不仅可以帮助当地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将那些在当地用不完的剩余资源，再进口回国。另外，企业还可以帮助当地办一些慈善事业，包括公共医疗、教育等，不仅跟投资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还要跟当地的老百姓搞好关系。这样才可能得到当地的有力支持，有助于企业项目投资的顺利进展。 记者：您刚才的思路让我豁然开朗，但我还有一个疑惑，先让民营企业“走出去”获得项目，再和国有企业合作，获得银行资金上的支持。您觉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愿意合作吗？ 郑新立：现在的情况是，国有企业“走出去”目标太大，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动不动就把国有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些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化。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就没有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国有企业并购美国的石油公司很难，但浙江的一家民营企业，却拿到了在美国的石油矿井的开采权，而且这件事并没有引起美国的抵触反应。所以，我觉得，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但是民营企业不具有国有企业的雄厚财力，而解决资金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和国有企业合作。当然，国有企业要放下架子和民营企业合作。还有一个方式是，民营企业拿到项目后转让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再以他们的雄厚技术和资金实力进行开采加工。第三种方式是中国企业和海外私募股权基金或跨国公司合作，和他们联合投资，由于他们有丰富的投资经验，成功率可能会比较高。当然，政府还需要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起到撮合、协调、推动的作用。 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要让事实说话 记者：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政府出手救市，中国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新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从2009年统计数据来看，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只有6%左右，而私有、民营企业的经济增长为18%左右，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远远高于国有经济的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政府倡导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在很多地区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城市，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包括金融服务，用地问题及项目审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各级政府的扶持政策十分有效，新办企业和小企业以30%甚至50%的速度在增长。比如长沙市，由于认真实施了十几项鼓励老百姓创业的政策，不仅吸引了本地老百姓创业，也吸引了很多外省人去投资创业，新办企业数量迅速增加。 记者：近年来，对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的关停并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金融危机后，地方保护也促使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死灰复燃。从长远看，这对中国是灾难，但解决的出路在哪儿？ 郑新立：中国重工业领域至今仍存在生产集中度比较低的问题，特别是小煤矿比较多。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能源短缺，中国鼓励“有水快流”，诞生了一大批小煤窑。应该说，这些小煤窑为解决中国当时的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当时搞大型现代化煤矿，需要三到五年的周期，投资额也大，一时满足不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个人、私营企业、乡镇企业投资建小煤窑采矿应运而生。但现在不同了，由于煤炭开采和建设能力大大提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高效的大煤矿，关闭或改造那些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小煤窑。 可以山西和内蒙做一个对比。这两个省都是能源大省，山西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一批民营的小煤矿，煤炭产量迅速提高，对中国的能源供给贡献很大。但现在的问题也很多，因此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一是事故多，安全设施落后；二是回采率低，资源浪费太大；三是小煤窑主雇佣的都是农民工，工资很低，小煤窑的老板富起来了，而当地老百姓并没有富裕，拉大了贫富差距。而它的邻居——内蒙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内蒙利用外省和中央企业的资金建设现代化的大煤矿，同时搞煤的深加工，发展煤电工业和煤化工，为地方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内蒙已连续七年经济增长速度全国第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在煤炭工业上，内蒙跟山西走了不同的道路，效果自然不同。最近，山西省对小煤窑进行整顿，其做法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是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我是支持这个行动的。 我觉得山西应该走内蒙发展煤炭工业的路子，要引进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建设现代化大煤矿，发展煤炭深加工。我曾参观过神华集团在内蒙建立的一个被称为“本质安全”的大煤矿，这个煤矿把我们传统的煤炭开采工艺和方法全部改变了。传统的煤炭开采是打一个主井，打一个斜井，再打一个副井，像老鼠打洞一样把煤炭挖出来。现代化的开采方法是用大型机械，在山坡上开一个平峒，像地铁一样可以把汽车直接开到煤炭开采的掌子面上。平峒内通风良好，联合采煤机把煤采下来后，直接用皮带传送机送到外面。煤矿里面几乎看不到人，从本质上保障了安全。内蒙的煤炭开采和深加工，以及近期的工业项目里面，有72项是中国国内首次采用的先进技术。现在就应该建设这样的煤矿。但是，像神华这样的大企业想进山西投资却进不去，因为资源是山西的。我觉得山西应该向内蒙学习，这才能有出路。 记者：山西不愿意让神华这样的大企业进去，恐怕是担心很多利益被央企拿走，那您是否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山西和内蒙财税收入有区别吗？ 郑新立：从山西和内蒙比较的最终结果来看，效益比较好的还是内蒙。由于那些煤矿大企业的总部都设在内蒙呼和浩特市或包头市，其税收的分配，如多少给地方，多少交中央，都是有合同的，因此，内蒙不仅经济发展快，而且财政收入也增加得很快。去年内蒙的GDP已上万亿，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例如，内蒙鄂尔多斯市现在是全国惟一乘坐公共汽车不要钱的城市。最近内蒙自治区党委又做出了个决定，对内蒙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低保水平增加了投入，提高了水平。现在内蒙的社保水平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西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所以，我觉得山西应该借鉴内蒙的经验来发展地方经济，同时，山西省还应该改善投资环境，把山西煤老板的资金吸引到当地进行投资。据我所知，由于山西环境污染严重，缺乏好的投资环境，山西煤老板把钱都投到外地去了。四川九寨沟的两个高档宾馆中就有一个是山西煤老板投资的。北京还有不少高档饭店也是山西人投资的。为什么山西不能改善投资环境，把煤老板的这些钱留在本省，去投资诸如资源深加工项目？像太原不锈钢厂这样的企业就办得很好。 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房地产价格上的责任 记者：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房价增长过快,像三亚房价的疯长已经到了极不理智的程度，一旦这轮房地产泡沫破裂，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郑新立：房地产问题引起了老百姓强烈的反应。最近，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稳定房地产价格的文件，强调地方政府在稳定房地产价格方面的责任，通过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抑制房价增长过快的势头。我认为，房地产的发展应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住有其居为目标。住房是一种商品，但它又是带有一定社会性或公益性的商品。房地产的发展应该是让全体中国老百姓都有一套与自己收入水平大体相当的房子。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城市流浪着大量无家可归者。尽管美国人均GDP4万多美元，但美国的房地产制度以及制造的次级贷款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要从美国的住房制度中吸取教训。 中国的房地产业要学习德国、新加坡的经验，吸取日本、香港房地产高泡沫的教训，还要吸取美国次级贷款的教训。日本和香港的住房泡沫主要是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然后再以房地产为抵押吸收银行贷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时有人测算，整个东京的房地产价值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整个资产总额，泡沫大得不能再大了。当时东京市中心一平米的地价是7000万日元。在泡沫形成过程中，资金流转快，各行业都有钱赚，日子也很好过，一旦泡沫破裂，经济出现了十年徘徊，现在出现的情况被他们叫做“失去的20年”，就是20年爬不出来。受害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高收入人群资产缩水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但中低收入的人由于陷进房地产的债务窟窿无法自拔，生活很惨。去年我去日本访问时，一个中等收入的导游告诉我，他在房价高的时候买了一套房子，价格为4000万日元，现在价值缩水到2800万日元，他今年40多岁，还贷要还到60多岁，这一生他就陷到债务窟窿里去了。
所以，中国千万不能搞房地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受害最大的就是老百姓。现在最愿意搞泡沫的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因为有钱赚.还有一些糊涂的地方政府，认为提高房地产价格可增加政府收入。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高房价损害的是地方经济的竞争力。深圳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研究院招聘博士，报名的有两百多人，参加考试的只有20多人，到面试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了。主要原因是这些博士怕在深圳买不起房子，房价太高。一个城市房价过高，就很难吸引高层次人才，结果就会导致这个城市丧失发展的后劲。现在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房价上的责任，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土地供给。中国一定不能搞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业一定要稳定健康的发展。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的房地产业要学习德国、新加坡的经验，能否具体说说。 郑新立：德国的经验是实行了住房储蓄制度，通过政府提供奖励，吸引居民从小就在住宅储蓄银行存款，到了购房的年龄，银行除了将存款返还，还提供与存款数额相同的一笔贷款。实际上相当于住房互助银行。由于稳定了住房价格，也就稳定了整个市场价格，从而实现了经济的稳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战后几十年来，德国的住房价格和商品价格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经济发展很平稳。新加坡的经验是通过公积金来稳定其价格，实现居者有其屋。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新加坡居民，70%都住在政府提供的住宅里，价格比较便宜。少数有钱人会去购买高档公寓、别墅。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带动了新加坡其他产业的发展，避免了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业一定要走健康发展的道路。 记者：您觉得征收物业税之类的手段可以控制房价吗？ 郑新立：实际上，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就提出了在条件适合的时候开征物业税。在发达国家，开征物业税是一种普遍的办法，土地的价格在使用过程中以物业税的形式分年度支付，这样，老百姓第一次购买住房时的价格是扣除了土地价格的，因此，购房价格比较低，这可以有效解决广大居民的住房问题，使住房价格稳定。同时，物业税还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主要的税源，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但是，由于中国现行收入水平与各项制度改革的条件限制，征收物业税还是要有一个较长的准备阶段。开征物业税，还要等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先进行试点，研究一个合理的制度再推出。 低排放路径要通过技术突破实现绿色增长 记者：按照世行的研究报告，低碳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一个增长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瓶颈在哪儿？中国政府将提供怎样的支持与法律保障机制，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郑新立：发展绿色经济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也是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一个方向。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而且我们的一次性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因此，整个碳的排放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实现绿色增长。比如说，中国现在的耗能设备，如果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耗能设备加以改造，那么，它的能源消耗可以下降30%左右。另外，通过先进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把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储藏起来，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应该看到，中国可再生能源在一次性能源中占的比例较低，因此，要加快发展生物能源、核电和水电。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能力上比较强。比如，风电设备、太阳能设备制造能力都已是世界第一，但是一些关键的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还依靠国外。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怎样通过技术创新来攻克这些难关。另外，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成本比煤炭成本要高得多，一度煤电成本也就三、四毛钱，用风能发电需要六七毛钱，而用太阳能发电成本更高，需要八毛钱。怎么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使它具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进口类似设备都是靠财政补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补贴不大可能，所以，要通过研发和技术突破来降低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