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国外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与煤炭、化石能源成本相比，差距也那么大吗？中国现在的财政实力比之以前要强多了，如果政府的推手在这里没有一定倾斜的话，推进低碳经济恐怕不那么容易发展吧？ 郑新立：外国都是靠政府补贴来弥补可再生能源与煤炭等化石能源成本之间的差距的。要大面积推广低碳经济，没有强大的财力来补贴是不能实现的。对中国来讲，目前最现实的路径还是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大型设备来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国政府提出，“十一五”时期单位GDP的能耗要降低20%。前四年已经降低了14%以上，通过今年的努力，这一目标有望实现。最近，中国政府又提出，2020年与2005年相比，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降低40%到45%，为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但这些都是需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另外，中国还不能因为碳减排而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三、四万美元，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是比较低的，让他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采用怎样的低排放路线，既发展经济又减少碳排放。 记者：就目前而言，通过技术和高科技手段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大吗？ 郑新立：这是有可能的。通过一些技术成果转化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说，太阳能薄膜发电的效率就比以前高了很多。还有，利用植物纤维转化提取酒精的技术取得了突破。河南南阳天冠集团已具有了从秸杆中提取酒精的能力，并建立起一家年产1万吨酒精的示范厂。这个技术目前在全球是最先进的。如果在一些农业发达的地区，将秸秆集中起来利用，每三四个乡镇集中建一个年产1万吨酒精的工厂，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是一个促进，而且收购秸秆可以额外给农民增加收入。由于这一技术突破，那么，南方大量植物资源都可以看作是石油资源。同时，还可以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一年割两茬的高产作物，利用荒坡地、公路两边大量种植，每年每亩可产上万吨。这样，通过大力发展生物能源，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
另外，中国发展经济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工业的发展，还要注重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它的物质消耗也要比工业低得多。 2010年的重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记者：您能不能谈谈对今年经济形势的看法。 郑新立：我觉得今年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但与去年、前年相比要乐观一些。2008年，中国的经济前高后低，2009年是前低后高，这两年走了一个典型的V型。今年应当是在去年第四季度较快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经济增长要保持在8%左右，这是一个留有充分余地的指标，8%肯定可以实现。今年在增长速度上的压力小了，因此，可以把更多的力量用在转变发展方式上。 今年的重点不在于能否较快的增长，而在于能不能在转变发展方式、进行结构调整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就是在调整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要素结构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今后一段较长时期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今年中国政府投资力度不会下降，前年年底政府宣布的4万亿投资计划，去年用了一部分，今年还会再用一部分。今年政府的投资不会再新开工多少项目，因为去年政府投资项目新开工已经比前年增长了80%多，今年，这些项目已经进入了施工高峰期，要保证已开工项目的资金需求，使它们能早日竣工，避免半拉子工程。财政投资主要是在拉动消费、拉动民间投资、拉动贷款结构的优化、拉动出口上发挥作用。今年财政投资的着眼点要放在这四个方面。当然，必要的新项目还要有。中国的财政政策在今年主要是发挥引导作用。 今年中国还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年中国提的是适度宽松，但实际上是十分宽松。去年年初的计划是贷款增加5万亿元，而实际增加了9.4万亿元。可以说，去年贷款的增加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财政的投资拉动了贷款的增加，没有财政的投资和贷款的大幅增加，就不可能有去年的GDP8.7%的增长速度。今年的货币政策制定的目标是7.5万亿的贷款规模，所以，今年的贷款总体不会出现收缩，是适度宽松的。 记者：今年在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上会有什么动作？ 郑新立：今年的重点应当是改革和结构优化。改革主要是完善金融体制，建立一个面向小企业和个体户以及农民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小额贷款服务体系。靠现有的大银行来提供小额贷款是不可能的，需要小规模的地区性的资金零售公司来做小额贷款，而大银行可搞批发，把资金批发给这些小型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各类所有制的小型金融机构。他们专门搞资金的零售，为地方的小企业、个体户、农户提供小额贷款。贷款的利率要适当放开，可以是大银行批发给他资金的贷款利率加上他的运营成本和适当的利润。根据示范经验，小额贷款的利率通过竞争达到10%左右，小额贷款公司就可以运转起来。 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领导的基金会专门搞了一个向贫困农户发放小额信贷的项目。去年他们贷出去的4.1万笔贷款，共2.76亿资金，没有发生一笔不良资产，而且，解决了300多人的就业。一些国际机构评估该项目时认为，它的运营比获得诺贝尔奖的孟加拉尤努斯的穷人银行要好得多。尤努斯的穷人银行贷款利率是20%，且贷款规模没有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扶贫的规模大。我觉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经验应该大力发展。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可以吸纳更多人就业。 记者：尽管段应碧会长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方面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风险可控的运营模式，但是，他们在推行中却遇到了体制性障碍。 郑新立：在美国，有一两万家银行。而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只有主动脉，没有毛细血管，只有全国性的几家大银行，再加上几十家股份制银行和省市商业银行，再往下就没有了，金融血液根本输送不到微型经济主体上。这一改革应当是今明年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为什么浙江的经济发展得那么好，重要原因之一是民间借贷支持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政府对银行贷款进行担保贴息这样一套制度进行了引导，鼓励老百姓创业。所以，浙江农村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连续十几年全国第一。但这样的民间借贷环境在中国的其他省不存在，没有生存条件。党的十七大已经提出，要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现在就是要发展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他们发展起来了，通过竞争，利率就可以下降。另外，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风险也就可以大大降低。贷款资金回收了，大银行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的业绩，决定下一年批发的额度。通过这个资金零售行业，不光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员就业，还可以通过小额贷款鼓励老百姓创业，鼓励发展小型企业，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养殖业。那么，整个经济的活力就增强了，老百姓创业的热情就会大大地激发出来了，进而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这件事情应该作为一件大事来做。我希望今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当然，这需要银监会、央行、工信部、财政部、农业部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共同努力，互相协调，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这件事做起来。（摄影 王南海） 郑新立简历 郑新立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经济学硕士，研究员。 他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他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 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