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融资》记者井华 “两会”为中国官员们提供了一个发布各自重要信息的重要平台和绝佳机会，此间，政府官员们有关人民币汇率、证券市场等的最新表态及相关信息披露，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会被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更别说专题新闻发布会了。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答记者问中谈到了人民币汇率，受到了中外高度关注。另外还有两场答记者会，均是涉及金融热点。一场是国家发改委员会主任张平、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问题答记者问，其中，周小川关于汇率的一番回答引发中外媒体的各有侧重的解读；再一场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汇率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面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周小川说相当复杂，易纲说各方有不同意见 在两场答记者会上，人民币汇率都是被问及的问题，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副行长做了解答。周小川说：人民币汇率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首先，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的集中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鉴于此，汇率的形成机制、人民币的价格也会处于不断转变的动态过程。可以说，它应该适应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应该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建立的形成过程，应该适应于建立一个开放型的市场经济，适应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它在不同的阶段会有所变化。同时，这个变化包括了应对短期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经过若干年的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探索、论证和实践，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应该是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于汇率改革进行阐述，正是那次会议决定了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汇改，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已开始实行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当然也包括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当时所确定的一个提法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要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我认为，这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需要所确定的一个制度。但是，这不排除在一些特殊的阶段，在危机的条件下我们会采用特殊的政策，也包括特殊的汇率形成机制，这也是我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也表明，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各项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复苏都做出了贡献。尽管当前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是，危机的影响还是很深重的。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时不时地还有一些让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事件在发生。如果说我们从非常规的政策中退出回归到常规型的经济政策，那对于时机的选择需要非常慎重。这里也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 向易纲副行长提问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是来自俄罗斯的记者，这位记者问：“人民币汇率问题近年来成了国际上的热门话题，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截然相反的是，我在俄罗斯的同事们非常担心人民币升值，原因是人民币一升值，他们到中国的采访或旅行的费用就会增加。请问易行长，不知道是美国有道理还是我的俄罗斯同事们有道理？”易纲针对这位俄罗斯记者的问题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俄罗斯的意见和美国的意见不一样，实际上，在中国内部，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区，大家也有不同的意见。温家宝总理和周小川行长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各方不同意见以及市场上对供给和需求各种不同的判断都要在市场上去交流，由市场决定未来的走势。总体上，我们会不断地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上述央行高官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解读被视为权威信息。有意思的是，周小川的一番言论被媒体做各自的解读，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周小川：“特殊”汇率政策迟早要退出》文章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为人民币升值作了铺垫，他形容目前的盯住美元政策是暂时的。几个月来北京方面表示坚决反对调整汇率政策后，周小川的话透出比较和缓的语气。他的话代表着中国高层官员迄今发出的最强烈暗示，即中国将放弃自2008年年中开始实施的非正式的盯住美元政策。他表示，那是一项“特殊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度过金融危机。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国松口汇率政策，外交仍与美针锋相对》说：中国在人民币汇率这个让中美频生摩擦的问题上终于给出了多年来的首个松动信号。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中国当前的汇率政策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期策略，中国最终将做出改变，但是他暗示改变不会很快到来。与国际媒体的解读不同，国内媒体的解读并没有国外媒体的的这种猜测， 认为稳定仍将是近期人民币汇率的主旋律，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关于人民币升值由市场决定的言论，更是抹掉了想象的空间。更有媒体说：人民币升不升值，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国内的一些学者此时发表博文解读两位官员的言谈，孙骁骥发表题为《多谈些问题，也多谈些主义》博文认为： 升值还是不升？这是一个问题。两位官员的话，并没能正面解答人们关心的人民币汇率什么时候升、如何升的问题，反而表现出了政府的一种不明朗的态度。一方面，国际舆论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让这个问题愈发政治化，中国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的议题“松口”；同时，对于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心知肚明，因此易纲不忘在浮动汇率机制的前面加上个“有管理的”作为限定，尽量将事情描述在可控的范围内。顾蔚在凤凰网发表《实现人民币升值还很遥远》博文文章说：路透伦敦3月8日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已发出可能允许人民币升值的最清晰信号.但投资者不应因此过于兴奋.在管理人民币汇率方面形成明确观点方面,中国政府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就连周小川自己都不太确定升值政策出台的时机.他表示,过去一年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是应对危机的特殊政策内容之一,但他没有进一步详述何时才是退出的时机。 易纲回答关于外汇储备和管理等热点问题 易纲副行长回答记者的诸多热点问题，下列问题是被广泛关注的。 关于热钱规模 易纲说：关于热钱的定义，有很多争论。在一个资本完全开放的国家，以短期投机为目的流进、流出的钱是热钱，而中国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在中国的热钱在很多的情况下往往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比如通过经常项目、FDI、个人等渠道流进来的。当然也有通过地下钱庄流进来的，所以，在资本管制下的热钱和在资本完全可兑换情况下的热钱，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热钱规模有多大，现在社会上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是所谓“残值法”，就是看一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多少，然后减去贸易顺差，减去FDI，剩下的就是热钱。这是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对热钱估算的方法。许多学者对这个方法也进行了说明，认为这个方法不够科学，有学者提出“残值法”漏掉了很多项，如个人的外汇收入、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筹集并调回国内的资金。另外，中国有这么多的外汇资产，不管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外汇资产每年要有收益，这也是要扣除的部分。外汇储备是以美元为报告货币的，我们的货币实际上是分散化的，有美元、欧元、新兴国家货币等多种货币，这个货币币值的变动或者资产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外汇储备。所以，我希望在估计热钱规模的时候，用的方法能够进一步改进。我认为跨境资金流动要分两种，一种是合法合规的正常流入，另外一种是违法违规的。根据长期的观测，我国跨境资金的流动大部分是合法合规的，是合理的，是在我们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可以解释的。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违法套利的资金混入。要真正治理好热钱，实际上还得发挥市场机制，一是我们要调结构，二是要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更多地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热钱存在的根源。 易纲此番关于热钱的说法，国内媒体的反响似乎比国外的媒体更积极，报道侧重强调两点，一是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大部分合法合规，二是只有市场机制才能根治热钱。 关于外汇储备、中投公司收益等问题 外汇储备如何使用的问题备受关注。对此易纲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外汇储备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要分清外汇储备不是财政资金，它对应的是中央银行的人民币负债，所以，它的使用上不能像财政拨款那样无偿地划拨、不能无偿地使用。另外，外汇储备在形态上是外汇，也就是说，如果花在国内，就要换成人民币，换成人民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次结汇的问题。谈到外汇储备怎么支持国民经济，一方面因有这么大的外汇储备，便能够很好地抵御危机，抵御金融风暴对银行业的冲击，另一方面，有这么强大的外汇储备，企业的用汇、购汇、企业对外投资，都可以没有限制，让他们有充分的资源，只要经济上合算，只要是市场行为，就可以用人民币购汇，去投资，去进行经济活动。还有外债等对外支付的需要，都能够得到保障和满足。当然，我们的本职工作是管理好风险，使得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外汇储备收益是并入央行大账的，央行的净利润是依法交给财政的。财政的资源多了，可以用于民生等最需要的地方。 中投公司是多次被记者问及的问题，诸如是否有收益？是否进一步注资？对此，易纲介绍说：现在中国的中投公司、外汇储备、社保基金都有在境外的投资，形成了在国家资产层面上的一个多元化的局面。当然在民间层次，基金、银行、金融机构在海外也都有一些资产。我觉得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分工各有不同，在职责上和投资方向上也各有侧重，而且是互补的，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提高效率，有利于从整体上分散风险，能够使得投资更加均衡。当然，我们中国未来的方向是更多地增加民间的投资，这样更好。因为我们现在海外的资产很大的比例还是国家在投资。实际上未来的方向应该更注意增加民间的投资。至于对中投注资的问题还在研究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谈到外汇收益时，有记者转述一个不同的观点，这位记者说：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此次“两会”期间提到，我们有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预算报告上的收益只有600多亿人民币，按1%的比例都不到这个数。针对发改委“关于我国外汇收入太少的质疑”，易纲这样回应说：张国宝同志说的683亿人民币回报，和外汇储备的收益完全是两码事。权威的解释应当是由财政部来解释，这是财政部报告里的数字。但我的理解是，这683亿人民币是当年在创立中投公司的时候，经人大批准，财政部发行了1.55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而国宝同志讲的683亿人民币，是对1.5万亿人民币国债每年支付的利息，一年就是683亿。因此，它和外汇储备收益是两码事。 易纲回应发改委质疑一时成为网上热谈，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为此发表了题为《为发改委与央行官员的质疑与释疑鼓掌》博文，说：多亏“国宝同志”这一问，公众得到三个信息。第一，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中国财政外汇经营基金财务收入是682.83亿元。中投公司不是作为红利上缴，而作为利息支付。第二，坐拥3000亿美元资金的中投收益到底是多少？应该比683亿元多吧？第三，预算案中没有明确提出中投的成本赢利，连张国宝这样的重要官员都产生了误解，更别提摸不着门的非代表、非委员们了。从市场取向上来说，成立中投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是市场化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战的开端，可以让社保基金不至于孤军奋战，设立中投公司是正确之举。与社保基金相比，中投的投资范围遍及各个领域——国内外股票、债券及另类投资——其中包括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大宗商品以及房地产，灵活性更强。不能因此泯灭张国宝先生质疑的价值。中投要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必须证明自己的存在比财政部与外管局处置收益更高。市场化的企业如果一直亏本，说明管理者与管理体制有误，最好的办法是另择贤能。市场化不能作为中投的护身符，投资成绩才能证明一切。中投最艰难的任务是支付利息。财政部为中投进行了隐形担保。为替中投融资，财政部发行了价值1.55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以向央行购买外汇储备，其中，6000亿元向央行发行，2000亿元通过小型债券向社会发行，7500亿元特别国债通过其他方式向央行发行。特别国债的票面利息在4.3%～4.69%之间，期限为10年和15年两种，中投每年的资金成本在5%左右，全年恰为683亿。中投董事长楼继伟曾经说：“按照2000亿美元的规模计算，如果按工作日算，平均每个工作日要赚3亿元人民币。”不要以为财政收入真的多了这683亿，这只不过是央行、外管局支付的成本中极小的一部分，中投要连本带利归还欠债，加上抵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每年的收益必须在10%以上，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摄影 井华 江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