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事业的巅峰 古立克担任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长后，不仅管理任务繁重，而且各种社会兼职头衔也接踵而来。他在这一阶段兼任了政府研究协会（the Governmental Research Association）主席、纽约税务与节俭委员会（New York Taxation and Retrenchment Commission）研究指导、国家税务协会税法模式委员会（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a Modal Tax Law）委员等职。尽管事务繁忙，但古立克始终没有放松自己的学术研究。1937年，古立克和厄威克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学理论的标志性著作。 1931年至1942年间，古立克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市政科学与行政学的伊顿教授（Eaton Professor）。1932年，古立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殖民城市的现代政府》（Modern Government in a Colonial City）。这部著作被人们看作是古立克研究重心发生转移的一个标志。此前，古立克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方面，特别是预算、税收、教育的财政支持以及联邦、州和市之间的财政关系；此后，古立克转向政府组织设计的研究，以及组织理论的普遍原理研究，并向政治学和社会学扩展，奠定了他在管理过程学派发展中的学术地位。1933年，古立克被任命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公共服务人才调研分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Public Service Personnel）的秘书兼主任。在这一年，古立克不仅将他的市政改革建议应用到州政府中，还在《年报》上发表了《政治、行政和“新政”》（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Deal’）。在这篇文章里，古立克把行政改革方案提到国家与联邦政府的高度，论述行政改革的必要性。
在20世纪30年代，古立克主持了众多的研究项目。此前他已经成为预算和财政方面的专家，此后他把精力放在计划和人事方面。30年代中期，古立克主持了一项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公共人事和市政服务研究。1935年，古立克写出了《更好的政府人事》（Better Government Personnel）以及其他一系列关于专业化、培训、公务员选拔制度的文章。 古立克最重要的职务是从1936年开始的，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委员，同时被任命的还有著名公共行政专家路易斯·布朗洛（Louis Brownlow）和政治思想学者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他们共同组成了“三人委员会”。因为当时罗斯福正在推行他的新政，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管理系统，而美国以往的“守夜人”政府面临着应对萧条的巨大挑战。古立克后来说：时代需要一些学者来教这些官员如何进行预算，如何进行系统的人事管理。但是，古立克此时事务缠身，无暇他顾。他手头上有许多需要他操心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纽约州评议委员会让他主持的一项关于教育政策和财政开支的调研，当时已经进行了三年之久。当罗斯福总统致电古立克告知这一总统任命时，古立克尚未理解这一任命的重大意义，他拿起学者派头告诉罗斯福，他正忙着纽约州的这项研究。结果，罗斯福很严肃地对他说：“卢瑟，你不能向美国的总统说不。”这时，古立克才感到这一关系新政前景和联邦政府重大变革的任命分量之重。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要对纽约州有所交代。于是，古立克同纽约州评议委员会协商，达成了谅解协议，同意古立克在完成教育政策研究的同时出任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 1937年1月，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对联邦政府有着深远影响的报告，即PCAM报告（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史称布朗洛报告。这一报告对以后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巨大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引导着此后的政府改组，而且极大地改变了联邦政府的运行方式。报告的递交以及在国会讨论过程中的折冲樽俎，让古立克记忆犹新。关于养老金和社会救济法案的细节讨论一节，他回忆说： 1937年1月，布朗洛、梅里亚姆和我完成了关于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研究报告并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之后他把报告交给国会。几个月后国会开始了对报告的繁琐的听证，一直拖延了整个夏季。不巧的是，布朗洛和梅里亚姆都赴巴黎开会去了，只留下我和乔·哈里斯（Joe Harris）在华盛顿，来与国会就政府改组法案进行辩论、斡旋。三人委员会中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和总统开了许多次会，围绕提高国家行政效率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报告。在谈到养老金和失业救济法案时，我们的技术专家组得出一个结论：为了提高效率，没有必要为每位公民设立账户。我把这个观点汇报给总统，以及弗兰克·贝恩（Frank Bane）、奥瑟·奥特迈耶（Arthur Altmeyer）、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等人。总统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离开了一会。很显然，刚才的建议让他感到不快。几天后，总统把我叫到他房间，当时他正在床上吃早餐。他让我重述一下上次的提议，然后说：“在你刚才的论述中我没有发现任何纰漏，但是你所得出的结论彻底错了。设立账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计算我们的收支，而是为了在我卸任总统之后，共和党人不会废止我们的新的政府体制。他们是绝不敢注销几百万人的个人储蓄账户的。你的建议在美国行不通！” 我恍然大悟，他的推理不仅具有政治眼光，而且还考虑了公民的心理可接受程度。 这个旨在强化政府功能、扩张行政权力的报告，经过国会马拉松式的听证，最终于1939年4月30日通过了《政府改组法》。这一法案奠定了总统调整行政机构、建立幕僚班子的法律基础。此后，罗斯福按照这一法案，接连向国会提交了四份大规模的改组计划，有力地保证了新政的实施和战时的政府运作。而古立克在类似于养老金账户讨论的不断摸索中，也认识到国家行政管理不能仅仅从效率角度衡量，必须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考虑。 古立克给纽约州评议委员会的教育报告，也于1939年最终完成了。这一报告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教育领域的最重大成果之一。这项研究报告令很多大学向古立克提出了邀请，甚至去做院长。如果时局不变化，古立克倒有可能接受邀请，但是，亚洲的战争正在升级，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古立克，这时密切关注着世界局势，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去了华盛顿，准备为全面爆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刚开始，他在新组建的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做项目协调工作，后来随着战争的升级，他成为财政部和军事部的部长顾问，除此之外，他还对各种战时机构提供过组织上和政策上的咨询。 古立克自己回忆说，1938年，他已经确信战争即将来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理事弗雷德里克·凯普尔（Frederick Kepple）同意资助古立克到华盛顿帮助备战。有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特别是认识到战争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所以，他到军工生产部做组织计划主任。古立克的组织管理和计划预算知识，使他能够娴熟地进行生产方面的调度安排，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告知罗斯福总统和经济指挥部扩大铝、合成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资的生产，以支持战争的进行，推进国内经济的复苏。古立克最后总结到，长期的计划是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