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这场名为“经济危机对经济学原理以及政策的影响”的演讲及此后的问答中，斯蒂格利茨绕开了“宏观经济在未来的大体走势”等热点问题，而是讲起了普遍认可的标准经济学原理以及经济政策在危机中是如何破绽百出的。 “市场有效理论忘记了信息必须完全公开这个假设” 《商务周刊》：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在近几十年来一直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本轮危机的产生究竟是监管环节的玩忽职守，还是基础理论本身的缺陷？ 斯蒂格利茨：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引发了本轮危机？长久以来，人们把一般经济学原理成立的前提条件设定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理性的，企业追求收益与价值最大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一系列前提推导出的最重要结论是，市场均衡是基本有效的，一些问题，比如市场失灵、污染等我们都不用费心去解决，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模型中，市场是有效的，也就是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t，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如果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再加上其可以自我修复，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标准理论的另外一个含义是不均等在社会中是可行的。任何已经存在的物质，其在社会中都是不均衡的。我们之所以拥有“不均衡”的属性，是因为这种不均衡也为社会提供了激励作用，激励非常重要，因为收入的不同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如果我们想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使其更加均衡，就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但危机让这一理论显现出了裂痕。首先就是，这些假定很难与现实观察到的现象挂钩。我想重点强调在业主、投资者、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管理者方面表现出的显而易见的不合理。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也承认他们错在利用了这些不合理，即企业和政府的错误决策以及投资者的无知。我认为他们做得很糟糕，而且非常愚蠢，当然也是不合理的。而他们总是沉湎于自己编造的虚假言论。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市场机制并不是有效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国家像美国的金融部门这样浪费钱财，错误的风险控制等问题在宏观范围内至少让我们损失了几万亿美元，而政府还在不停地浪费钱财，这和美国私营部门损失的钱财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实际上，损失的不仅仅是美国社会，整个世界都在遭受严重的损失。有一个玩笑的说法，此次金融危机印有的是“美国制造”的标签。美国不仅出口商品，还出口打包过的房贷以及经济萧条。数字显示，美国“出口”了大概40%的次贷，其中大部分都“出口”到了欧洲。 《商务周刊》：您所代表的信息经济学是如何有别于新古典综合流派，来诠释此次危机发生机理的？ 斯蒂格利茨：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很难与基础理论中描述的相符。那些金融机构高管在整个社会都面临巨大损失的时候，依然拥有很高的个人回报，即红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对社会巨大损失负大部分责任的人。而在基础理论中，个人酬劳是要与社会回报相符的。这是对收入分配基础原理的破坏。 我在个人有关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中强调，信息必须完全公开并不在旧有理论的几项关键假设之中。市场之所以无法实现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t），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确实未曾出现过，所以我们才看不见。另外，对个人利益的急功近利，即银行家的贪婪，也不能给社会带来福利。 即使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信息不完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垄断的力量，破坏均衡竞争，打破单一价格的制定法则。比如金融市场就无法做到完全的信息有效公开，否则个人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中得到免费的信息，而不是花钱投资购买信息。与之类似的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不完整竞争以及创新理论，他认为就是因为不完整竞争的存在才使得市场有了创新。 一些潜在概念也可以支持市场并非有效的论点。首先，信息是与其他商品不同的；其次，市场充满了内部代理问题以及外部性问题，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社会回报和个人酬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市场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指金融行为中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向第三方溢出的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显得很重要。在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我们的行为是无法影响价格的，但在信息经济学模型中，这是有可能的。在金融市场中，我们整合信息，判断哪些是好的项目，哪些项目是糟糕的，所有都是在与信息打交道。在标准理论中，信息的重要性被忽略掉了，所以这是不对的。而金融市场的失灵对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外部性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金融市场从来没有给过人们 ——至少是穷人——恩赐” 《商务周刊》：本论危机发轫于美国的金融领域，您对此的解读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这不是第一次危机，实际上金融市场在重复失灵，我们的救市措施也在不断重复。证明金融机构犯错的证据就反映出了其备受批判的社会角色——在一个很低的成本下进行资本分配以及风险控制。实际上，在金融市场中，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在危机之前，公司每年全年40%的收益都因为要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而流向金融领域。金融领域完全搞乱了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金融只是让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金融机构可能会为他们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感到骄傲，认为自己已经是经济的核心了，但是作为经济的主要部分，金融应该是为经济发展增添助力，而不是囊括了其40%的收益还做得很糟糕。 自1980年代开始，金融违规现象流行起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全球大约发生了125次危机，过去从来没有哪一段时期发生过如此密集的危机。如果我们看资本主义史，频繁的金融危机一直在重复的出现，只除了在战后一段40年的历史中有所缓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金融规则被严格遵守。实际上，我们在那一段40年的时间里，不仅预防了危机的发生，也使得经济发展进入高峰期。所以政府监管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是错的。我从中得到的经验是，规则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经济良好运行的要素之一。 此外，这种不合理也导致了信贷从鼎盛到泡沫破裂循环的重复出现。第一次大的信贷循环发生在很多年前，泡沫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不断地破裂，最终遍及全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策制定者，比如美国的格林斯潘、伯南克等人认为，那只是历史，我们现在已经比75年前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们说：“现在是新经济时代，我们的人才都非常聪明，那些都是历史，我们不用为此担心，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有泡沫破裂的可能。”而在别人质疑的时候他们则强调，我们的经济没有出现泡沫，就是一点小泡泡。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原理没有说过经济不能出现泡沫。实际上，在符合理性预期假定条件时，经济仍有可能出现泡沫。 《商务周刊》：市场的不合理性，特别是在房屋抵押按揭贷款市场是如何体现的？
斯蒂格利茨：市场的簇拥者们忽略了来自已有原理以及历史的教训，理论不是只关注其精要处，更应该强调数据、定量的重要性。此外，他们关注的重点总是第二、第三重要的，比如通货膨胀等问题，而忽视了最重要的——由金融体系崩塌带来的损失。结果就是，他们总是热衷于非常规的操作，进而隐藏了分配结果。比如，在破产时把财产优先获得权给拥有该公司衍生产品的申请人，比起其他申请人，衍生产品申请人将在财产再分配中获得最多的财富。而这个（非常规操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被讨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