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但一直以来，北京市政管委否认村庄的搬迁与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之间有关系。该部门认为牛房圈村与二德庄村与阿苏卫填埋场距离过近，不满足垃圾填埋场中关于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应予以搬迁，而百善村和阿苏卫村属于昌平区城镇规划中未保留的村庄，因此无论阿苏卫焚烧厂建设与否，阿苏卫周边这几个村庄都要搬迁。
“既然如此，当初就不该在我们身边建这个垃圾填埋场。不论有没有直接关系，还是越早搬迁越好。”赵庆回头望望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并没有流露出多少恋恋不舍的表情。 等待搬迁的每个村子都像个大工地。在这几个村庄的街道上，墙上和电线杆上贴满了装修和承建简易房的小广告，随处可见成堆的水泥、沙子和木头等建材，建筑工人们在四处忙碌着，不时还能看到吊车从大卡车上把沉重的钢筋水泥板卸下来。各家原来的平房转眼间变成了三四层的简易楼房。 二德庄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大门只有几百米，是离垃圾场最近的村庄。村头开小饭店的老板娘告诉记者，房屋评估已经开始了，但是“两会”结束后评估工作就停了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村民们仍在加紧施工，等待着拆迁。” 村民们忙碌着，没有人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有村民说，村干部们已经逐家通知过，谁要乱说和反对建垃圾焚烧厂，谁家就拿不到拆迁款，儿女上学还会受影响。 很难用“自私”两个字简单形容这些农民们，从一开始，这个群体就被漠视。他们最初也没想到这些日常能见到的垃圾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此之深，也难怪，他们几乎没有人具备专业知识。即使是现在，他们对于未来的垃圾焚烧厂以及那里是否会排放出致癌的二英也没有太多概念。按照搬迁规划，整个搬迁安置计划在2012年6月前完成。但即使这些村庄搬迁后，也仍然离这个未来更庞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很近。阿苏卫村搬迁到小汤山镇北侧，另外三个村子搬迁到百善镇西部，靠近昌平大学城。 村民们一直很容易满足，只要有足够的补偿，他们就宁愿三缄其口。但有一群人却极其担心甚至恐惧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起来后可能带来的危害。 别墅里的恐慌 由于所谓的上风上水，地下还有温泉，小汤山附近最近几年建起了多个高档别墅区，除了黄小山居住的纳帕溪谷，还有保利垄上、橘郡等，这些高档社区分布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附近，最近的离垃圾场不到3公里。 在村民们和离这里更远的回龙观经济适用房社区居民眼里，这些别墅里住的是有钱人，他们中有律师，有投资银行家，有公司高管，有一夜暴富的山西煤老板。别墅外面的人认为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而穷人们也总是对住在别墅里的人抱有偏见。即使当这些别墅区开始反对在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时候，很多远离阿苏卫的“仇富”市民还在幸灾乐祸——这是中国当下最真实写照的一个侧面。 但当面对垃圾焚烧这样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项目时，现实的体制框架也让这些富人们顿失往日的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成为与村民一样的弱势群体。 最早知道将在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是保利垄上的一位陈姓女士。7月底的一天，她去小汤山镇政府反映小区南边公路噪音的问题，偶然发现办事大厅角落的一个小黑板上贴着三页纸，她好奇的上前去看，才发现是一份《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此时距离公告期结束已经不剩几天。 “我当时还不相信，希望复印了拿回去确认，但镇里的工作人员不允许我复印。”于是她赶回保利垄上，告诉了她的邻居们，另外两个邻居和她一起又回到镇上，用相机把环评公示拍摄下来，在回到小区确认后，业主们普遍强烈反对，一些老人和孕妇更是担心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英会损害自己的身体。
“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觉，确实害怕。”陈说。
公告上有咨询电话，大家打了过去，却始终没有找到相关负责人。后来居民们才知道，当时环评公示只贴出了三份，另外两份贴在了百善镇政府和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大门口。 “这显然是有意如此，目的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是偶然看到，10天的告知期很快就过去了，2009年底就开工建设了。”陈的邻居Sally说。Sally是新加坡人，被公司派驻北京。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两年前购买了保利垄上二期的一套别墅，入住后才知道，自己的别墅紧邻亚洲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而不久这里还可能建设一个“排放毒气”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在新加坡，类似这样的公共项目在建设前，政府的公告和咨询意见书是要发送到临近每一户居民家里。阿苏卫垃圾焚烧这样的操作，显然不符合程序。”Sally说。 最初，Sally显然没有意料到中国与新加坡在公共政策上有如此大的体制差异，以为与政府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意见后，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保利垄上的业主们开车到镇政府，要求面见镇长，询问为何建设这么大一个具有潜在危害的项目没有事先广泛征求附近居民的意见。当时在办公室的镇党委书记告诉他们，镇长外出培训了，于是业主们要求见昌平区区长，书记让业主们自己去昌平区信访部门去预约。 居民们在希望申诉未果后，迅速在网上掀起了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热潮，在搜狐焦点房地产等论坛上广发反建的抗议帖子，同时保利垄上的业主们成立了一个维权小组。随后，他们开办了两个独立的反建网站，还开通“奥北论坛”。但不久，两个独立的网站都先后被关闭。 除了网上反建，居民们开始在线下采取行动以表达自己的不满。第一次维权行动是在2009年8月1日。 采取行动前，业主们召开了一次业主大会，组织者宣传了垃圾焚烧的危害，并调查小区居民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意见。几乎所有业主都反对建设这个项目。8月1日下午3点，天降暴雨，58辆私家车集合从保利垄上出发，沿着附近的社区巡游，每辆车上都贴着“坚决抵制二英危害”等标语，抗议在阿苏卫增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冒雨巡游活动进行了4个小时左右，业主们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9点40分，Sally接到了小汤山镇镇长的电话，被告知第二天市区镇三级政府的相关领导会在镇政府听取业主们的意见，保利垄上可以选择20位业主到镇上来。 业主们连夜召开会议，商量第二天问哪些问题，提什么意见。“当时大家对于垃圾焚烧还没有多少专业认识，加上时间紧张，准备得很仓促。”Sally说。 第二天是周一，下午两点，20位居民代表来到镇政府。接待他们的有北京市政管委的官员、昌平区副区长、镇政府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负责环评的人员。现场气氛并不轻松，居民们首先咨询垃圾运输车噪音和垃圾填埋场臭味问题为何多次反映后始终无人过问，然后针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代表们质问为何环评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公共参与，环评公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 有专门人员把居民的这些意见记录在案，清华大学负责环评的一位人员向居民代表做了道歉。就环评公示问题，一位官员称，除贴在镇政府的公示，《昌平周刊》上也有刊登，符合法律的规定。而此前居民们都没有听说过《昌平周刊》，很多人后来在附近的报刊亭也很难买到。 接访过程中，一位官员不停的接电话、发短信，引起代表们不满，质问他是否在认真听取意见。 事后，针对居民们关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臭味问题，北京市市政管委也采取了临时性措施。“但并没有很好解决这一一直困扰居民的问题。”Sally拿出今年2月份的日历，指着打勾的日期说：“你看，打勾的日期都是我坐在屋子里能闻到臭味的，总共有七八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