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赵蕾发给了记者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一位媒体记者在她原来的家里拍摄的。照片惊心动魄：赵蕾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穿着一件小碎花的连衣裙，脸上戴着防毒面具，忧郁的看着窗外。
赵蕾原来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的柏林爱乐小区，这套房子是她和丈夫在2003年买的，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一个家，她还记得自己兴奋异常，感觉美好的生活正在前面等待她。 然而她不知道，离她家直线距离只有3.5公里处有一座高安屯垃圾处理厂，这座2002年建成投入运行的垃圾填埋场每天处理着几千吨的生活垃圾。她也不知道，这年10月底的一天，垃圾填埋场附近，一个新工程的奠基仪式正在举行，新工程叫高安屯垃圾焚烧处理厂，当天参加奠基仪式的市领导就是后来被双规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而这座将在2009年试运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距离她家只有1.5公里。 对于性格活泼的赵蕾来说，日常也不大关心这些时政新闻，除了每天与丈夫享受生活以外，她还要打理自己的肚皮舞用品专卖店。邻居们很喜欢这个阳光的女孩子，赵蕾喜欢种花养草，经常拿着小铲子到处帮小区的邻居们种花，邻居们叫她“阳光花仙子”，她很高兴这个称谓，就把业主论坛上的网名也改了过来。 生活和事业让她很满足，日子就在美好和对美好的憧憬中流淌着。 美好的生活被颠覆是从2005年开始的。那一年，赵蕾在家时会偶尔闻到一种臭味，最初她以为是楼下垃圾桶里的味道，也没有怎么在意。到2006年，这种至今令她刻骨铭心的味道一个月里会几次光临。到2007年，臭味几乎每周都会光临，而且味道越来越浓重。2008年，是重要的一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也是在这一年，周边社区的居民们和赵蕾一样，几乎每天都开始闻到臭味，而且味道已经变成了恶臭。 期间，她和邻居们不断通过市长热线反映，也打电话到各个相关部门，还多次登门反映情况，但几乎所有部门都在“踢皮球”，并告诉他们这是气压低的问题。 临近奥运会，恶臭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奥运期间，臭味达到了高潮。也是后来才知道，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在奥运会前建成并投入试运行了。有关方面宣传说，这是北京第一座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 2008年8月8日，盛大的北京奥运会开幕。臭味对赵蕾的折磨也达到了高潮，在家的时候，她不得不紧闭门窗，还戴上了防毒面具。后来她知道，有的邻居也像她一样每天在家都戴着防毒面具。那些日子，臭味经常让她喘不过气来，半夜会时常被呛醒。 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晚上，场面辉煌的闭幕式在鸟巢举行。而这个晚上，恶臭照样来袭，时间是在12点18分，赵蕾记得很清楚。那一刻她再也难以忍受了，带上照相机、手电和口罩，让朋友陪着半夜奔到了高安屯垃圾处理场。当这位柔弱女子站在垃圾山上时，她明白了，几年来折磨她的源头就在这里，因为“味道和小区闻到的一模一样”。 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3点了。她忍着疲惫，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写了一篇长文，在凌晨6点左右贴到业主论坛上。第二天中午，赵蕾上论坛，看到自己的帖子已经被浏览了7000多次，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真相。 8月30日，高安屯附近社区的居民们自发行动起来，上万人出现在街头表达不满，人群一度阻断朝阳北路交通三个小时以上。第二天，赵蕾和其他10个人被召集到常营乡政府，政府负责人告诉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治臭专项领导小组”，以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显然，政府因为8月30日的事件受到了问责压力。9月4日，朝阳区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朝阳区市政管委主任尹秀峰当面向市民们道歉，并承诺政府会解决好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存在的问题。居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在经历了长期的折磨后，赵蕾也希望政府这次是真的。但接下来，周围的空气依然如故。
2008年9月20日凌晨1点半，睡梦中的赵蕾再次闻到窗外飘进来的恶臭，像个幽灵，让她呼吸紧促，肺部开始急剧刺痛起来，气也喘不上来。几天来，她已经感觉到了某种不适：咽部灼痛，痰多，咳嗽，呼吸不畅，喘气时感觉右肺尖部刺痛。
当天凌晨，她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胸片的结果显示，肺部右侧纹理增重。最后医生诊断为支气管炎。从医院回到家里，吃完药已经凌晨3点半了，躺下时，依然能闻到那个让她备受摧残的幽灵的味道。 几天后，臭味依然存在，而且赵蕾觉得，空气里还有了某种焦煳的味道。后来她听说，是因为2008年9月28日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开始试点火运行了。有关部门告诉居民们，以前填埋方式造成了太大的污染，今后焚烧就没有污染了。最初赵蕾也相信，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了赵章元的一次讲座，才知道混烧垃圾会产生更大的污染，还会产生可怕的二英和重金属污染。 随后，赵蕾又去了几次医院。她把自己的就医过程发到论坛上。一位律师找到她，说能帮助她出面诉讼垃圾填埋场。赵蕾觉得提起诉讼是个好办法，于是2008年国庆假期一过，她就到法院去起诉，状告北京金州安洁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理由是二被告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和高安屯垃圾焚烧厂运行过程中处置不当，污染周边环境，导致她罹患支气管炎。并向二被告提出了赔偿诉讼请求。 立案的过程让她同样备受煎熬。一直到4个月后，法院才正式立案。 第一次开庭是在2009年的1月6日。开庭前，法院临时改变了审理法庭，并只允许一名旁听邻居进入法庭。法庭质证过程中，两家被告极力推脱自己的责任，声称原告告错了人。更让赵蕾气愤的是，被告还称她的医疗证明资料造假，原告作为证据的垃圾场冒烟照片也有后期加工的可能。 庭审结束后，法院并没有当庭宣判，第一次开庭就这样结束了。4月20日，第二次开庭，双方继续举证质证后，法院宣布择日宣判。但不久又进行了第三次开庭，仍旧没有宣判。 在有一次开庭中，赵蕾回忆，二被告还互相“咬”了起来，焚烧厂说自己充分燃烧了，恶臭是填埋场制造的；填埋场说自己经过改造后已经没有臭味了，而焚烧会产生二英和呛人的味道。 现在赵蕾已经搬离了原来带给自己无限憧憬的家，正在等待法院的通知。但第三次开庭后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法院既不再开庭，也没有给她宣判结果。期间，她也拨打了市长热线寻求推动，但未获得进展。 “就这么无限期等待吧。”赵蕾说。 良好的信任合作机制需要实质的公平和正义 ——专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 《商务周刊》：围绕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民意经常处于被忽略的境地。在您看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公共决策发生了哪些变化，尤其在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上？ 胡泳：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之前的30年一直都是效率优先，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公民意识日益觉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初见雏形的公民社会，纯粹的将效率作为唯一的考量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政府以前可能有这样一种思维：认为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但是现在，首先利益已经分化了——改革开放30年之后，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所以，代表各方利益这种笼统的说法，在现实当中可能已经未必如此。其次，由于社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使大家认识到纯粹的追求效率是会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平，那么这个社会可能很难持久。大家认识到，政府不见得就能最好的处理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有的时候不仅是守夜人，也是利益的一方，这就使得大家对政府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而且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已经开始逼迫政府重新思考这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因此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