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正在上演着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革。力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有所作为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只有深刻理解各国的国情，尊重当地民间社会和权益，不照搬国内的游戏规则，才有可能打开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的新局面 □ 文 吴敖祺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第一步，往往是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导，在亚非拉的后发国家进行能源、矿产等大型项目的开发。“走出去”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国际上也引发诸多讨论。在中国的战略腹地东南亚，特别是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最不发达国家，中国国有资本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实早在“国家意志”形成之前，从1990年代开始，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早已涌入该区域。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正式生效，中国投资在当地的影响无疑将会进一步扩大，这也彰显着当下中国“大国崛起”的地位。但由于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历史阴影以及当下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纠葛，对中国投资往往存在参差不齐的二元化评价。相比起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工业化较早的国家，缅柬老三国的情况无疑更为特殊。中资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投资在东道国到底形成了什么影响，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有着怎样的互动？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海外商业利益，同时也与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目标息息相关。 沉默的中国企业 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万谷湖（Boeung Kak Lake），有如北京的后海、杭州的西湖。东岸一遛颇富情调的餐厅、旅馆，是国际背包客的最爱。但这些都即将成为历史。目前这片面积90公顷的湖已经被填掉了大半，这里将被开发成一片综合商住区。 由于涉及到产权争议、拆迁赔偿等多方面的纠纷，2007年万谷湖开发协议公布后，当地非政府组织就一直尝试与开发商苏卡科因公司（Shukaku Inc.）取得联系，为面临拆迁命运的4000多户家庭争取权利。但这家开发商却一直讳莫如深，既没有网站，也拒绝了上门提意见的居民关于披露资方信息的要求。 中国、柬埔寨两国媒体两年多来的公开报道显示，这个地产开发项目中有中资企业的身影。媒体曾报道，云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控股开发商苏卡科因公司（Shukaku Inc.）并获万谷湖项目开发权。该项目还一度成为云南省首批推荐的“走出去”合作项目。
但这个在中国国内被“推荐”的海外投资项目，在当地受到很多批评。原来风景秀丽的湖景一去不返不说，更重要的是，环湖而居的4200多户家庭可能被强制拆迁。据媒体报道，居民如果幸运，可以得到每户8250美元的补偿，但这远不足以在金边再置一处房产；另一种选择是在离金边20公里的一个安置点得到一处几十平方米的平房，但对于许多城市贫民来说，20公里的距离意味着远离工作机会和交通成本的增加。 万谷湖项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海外投资在东道国的形象。采访过程中笔者听到最多的反映就是：中资企业难以接触。 事实上，根据柬埔寨发展理事会（CDC）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以70亿美元（1994—2009年）的直接投资总额，已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投资国。但柬埔寨没有任何机构发布外资投向领域的细致统计，公众只能从官员的发言、日常的观察中搜集关于中国投资流向的信息。比如，柬埔寨首相洪森2月11日在金边说，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和投资主要集中在道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 除此，公众几乎没有任何渠道获取中国在本地的投资信息。就连和柬埔寨政府有合作关系的独立智库柬埔寨发展资源研究所（CDRI），其研究主管Hossein Jalilian博士向笔者表示，他们很难获知到底是哪些中国企业投资了哪些项目，也不知道 “哪些企业是来自中国大陆、哪些是来自台湾、香港，或是马来西亚华裔”。媒体亦是如此，《金边邮报》记者在做上述报道时曾向中国驻柬大使馆求证万谷湖项目是否有中资参与，被告知“没有任何信息”。 这与其他一些国家企业主动与公众接触形成了鲜明对比。法新社驻金边的一位记者说，法国大使馆会定期向媒体发送新闻通讯，告知法资企业在柬活动情况。当地非政府组织联盟“NGO Forum”和国际机构的人士也表示，与澳大利亚等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接触要容易得多。 访谈在柬的中国企业代表时，笔者提出了上述“中资企业和当地缺乏交流”的疑问，一位民营企业老板表示，并不认为存在中资企业不愿与当地民间团体接触的情况，只是由于工作繁忙、一些NGO提的问题涉及商业机密或是与企业经营活动关系不大，才没有应允一些接洽请求。一位国有企业代表则认为，其企业在柬经营活动已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利益，也受到了柬政府的好评。 从柬埔寨官方的角度，确实对中国不吝赞美之词。首相洪森在2009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信贷、上海建工承建的布雷格丹大桥合龙仪式上，用中文高呼“上海建工，我爱你！” 已两次前往东南亚调研中国投资情况的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指出，这种认识的偏差反映了中国与投资国体制的差异。中国企业在国内进行经营，主要是与政府打交道，很少有需要民众参与的环节，到了国外也习惯于延续国内的做法，认为自己的经营活动只要让当地政府满意就算尽到了职责；但在柬埔寨这样一个公民社会较为发达的地方，登记在案的国际和本土NGO有2700多家，民众维权、公共参与意识更强，中资企业如果忽略与当地普通民众的交流，可能会让一些矛盾发酵扩大。 采访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中资企业也在项目开始阶段遵循柬埔寨法律与当地居民进行过座谈，但实效不大。柬埔寨西南部的国公省（Koh Kong）一个中资水电项目坝址附近的村民告诉笔者，两三年前中资公司说要到此开发水电时，曾在政府的协调下与村民开过会，口头达成了几点承诺，包括帮村民修路、建学校、建灌溉水库等。但当工程开工时，村民找到施工方要求履约，施工方却认为这是业主方的事，自己没有责任。而村民基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平时只在首都金边的业主方，交流遂陷入僵局。 这种流于形式的现象反映了柬埔寨法治环境的现实。1990年代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进驻柬埔寨，援助其战后重建，按照西方模式为其设计了今天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因此很多当地人士都向笔者表示，柬埔寨的法律文本堪称完善，实际执行情况却完全不是一回事。也正因如此，柬埔寨今日也深陷腐败问题。 即使中资企业的项目注意做到了尽量不扰民、减小对当地生态社会环境的影响，摩擦仍难以避免。如在上述水电项目中，村民也曾找施工方，要求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因为本地很多人没工作，“只能跑去种甘蔗”。这样的要求却遭到拒绝，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不愉快，村民对中资公司颇有微词。笔者从施工方了解到的情况是，中资企业之所以不愿聘请当地员工，是因为他们缺乏技能、效率低，不肯加班，还时常出现只干几天活领了工资就走人的现象，不如从国内带来的员工吃苦耐劳。 笔者了解到，这个工程目前有500多个工人，其中有200多人是中国的输出劳务工，其余大部分是从柬埔寨外省招来的工人，从本地招的主要是做一些后勤杂活。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都由中国工人负责，柬埔寨工人则做一些挖掘土方之类的“力气活”。柬埔寨工人的工资一般是每天5美元到8美元，中国工人的工资则在每月五六千元人民币以上。柬埔寨人也清楚他们的工资差异，一位华裔柬埔寨工人对笔者说，他们曾要求过涨薪，但遭到中方管理人员驳斥。 此外，由于工地发生过柬埔寨工人酒后斗殴的事件，中资公司向柬埔寨政府请求派驻军队维持治安。而在村民眼中，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往往被误解为中资企业聘请来将他们挡在门外的“私人保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