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数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陈灏珠仍然感到有些后怕。这个手术一直持续了7天…… 记者/陈冰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医学界有一位年轻人预言:有朝一日，冠心病将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健康杀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预言成了现实。流行病学的统计调查显示，近10年来我国男性冠心病发病上升26％，女性发病上升19％；我国每年约有250万至300万人死于冠心病及其引发的心脑血管并发疾病，占总死亡人群的30％至40％。当年提出预言的年轻人，随后与心脏病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就是我国当代心脏病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陈灏珠教授。这位精神矍铄的86岁长者，至今仍然保持着西装革履的习惯，每周至少一次手执病人病史，按时出现在中山医院9号楼某一间普通的病室，以“中文问患者，英文问学生”的形式查房，以此鼓励学生时时更新知识库，与国外先进医疗进展实现同步。 因为完成了一桩桩心脏病学史上完全自力更生的“大事件”，陈灏珠年纪轻轻就蜚声中外。如今，这位已经从“一切行政管理职位”上全身退下的学科带头人，仍然带博士生、为研究生上课；仍然参加会诊，“一人一个行李箱”地开会、作报告；仍然一个逗号一个句号一个数据地为他人修改论文，仍然在为已不断再版过的《实用内科学》、《实用心脏病学》担当“新一轮”主编，还仍然在继续他的有关上海市民血脂调查和心脏病病种变化调查的科研课题…… 近日，获奖无数的陈灏珠院士又荣膺上海市科技功臣称号。 逆境创新 翻开陈灏珠院士的求学经历，流亡是贯穿始终的主线。抗日战争使得陈灏珠的求学历程异常艰苦。“但是我们学到的医学知识绝对是不落后的，因为当时很多知识渊博的教授都自发地跟着学校一起流亡。尽管物质上极度贫乏，但精神上我们没有输给任何人。”在流亡的大学生活里陈灏珠得到了终生获益的三样宝贝:快速准确记笔记、扎实的专业外语功底以及顽强的意志。在以后的从医生涯中，这三个法宝成为他事业辉煌的基石。 陈灏珠小学和初中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高中在中国人自办的学校读书，大学在流亡到内地的大学读书，这些经历使他既接触了先进的西方教育，又充分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1948年，陈灏珠以优异成绩从中正医学院毕业，同年被推荐到原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实习，实习结束正式毕业后他留在中山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 在中山医院完成打好内科基础的4年住院医师岁月后，陈灏珠面临专业选择。他没怎么多想，就挑了当时还不热门的心脏科，原因相当单纯:“心脏科的陶寿淇教授身为医学大家，没有半点架子，待人很和气。我乐意追随这样的老师。”在老师的带领下，陈灏珠完成了一桩桩心脏病学史上完全自力更生的“大事件”。陈灏珠的胆大心细，也就此蜚声中外。 1941年，右心导管术最早在美国用于临床诊断，获得全球的关注，并与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前，常规的心脏诊断方法是用X光或者心电图检查，常无法作出精确诊断。通过将心导管送入心脏内部，可直接了解心脏的血流动力变化，作出心脏病的精确诊断，称为“介入诊断”。之后国外医生通过安置起搏器治疗心脏传导阻滞，将介入诊断发展为介入治疗。1957年，陈灏珠建立上海市第一个心脏导管室。1958年，上海建立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由陈灏珠负责的心脏导管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先施行右心导管检查，精确诊断先天性和风湿性心脏病，使这些病人得以接受心脏外科的根治和纠治手术，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率先在国内施行左心导管检查、心腔内心电图、心腔内心音图、染料稀释曲线和氢离子稀释曲线等检查，进一步提高介入诊断水平。1964年他和同事们用带电极的心导管在国内率先施行经静脉右心室起搏治疗心跳过慢的病人，使介入诊断发展到介入治疗，1968年他们又率先施行埋藏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1972年，他们走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开始研究介入诊断冠心病的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的相关实验。 当时，中国受到封锁，国内的设备还十分落后，陈灏珠自己动手，带领他的团队搞了很多“发明”:造影手术首先需要X线机，进口的冠状动脉造影X线机球管可以转动，从不同角度拍照，可是医院的老设备在拍照时球管不能转动，只能固定在正侧位上。怎么办呢？有人灵机一动，既然X线机不能动，何不自制一个能转动的手术床？毕竟做床需要的木材并不难找。“我们想到独木舟底部有个支点，可以从各个角度转动。于是找来木板，做了一张像“独木舟”似的船形床，病人睡在上面可以沿着纵轴旋转，解决了造影时要从不同角度拍照的问题。当年，我们医生常要自己动手设计很多仪器，我们的心外科医师就曾自己做过人工心肺机，设计出草图之后，由协作单位和医院的修理组师傅制造。” 经过一年的准备，1973年4月23日，陈灏珠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手术。一位患者因胸痛住院，经过各种检查怀疑患有冠心病，但是无法确诊，医院领导批准为他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需要勇气的，要将一根管子通过皮肤送到心脏的血管里，然后注入造影剂，这些操作都有可能发生关乎生死的事件，病人担心心导管会损伤血管甚至穿破血管，因此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对于陈灏珠来说，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医生都十分谨慎，不敢做有风险性的手术。而我们这项手术在病人身上做是国内第一次，病人害怕血管被穿破，而医生真正担心的是造影剂充满冠状动脉后引起心肌缺血、缺氧，甚至引起心肌梗死。”
病人的病情发展显示他亟需施行这项手术检查，在医生的耐心解释之后，手术得以进行。随着心导管先后进入左、右冠状动脉，注入造影剂，随之冠状动脉显影，摄片，整个手术顺利完成。手术时间持续不到1小时，却开创了我国现代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 另一件让陈灏珠声誉鹊起的“大事件”发生在1976年。作为常用的心律失常治疗药物，奎尼丁一直在临床广泛使用。但奎尼丁本身会引起恶性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引起晕厥甚至死亡，“奎尼丁晕厥”也因此成了医生的梦魇。 当时一例“奎尼丁晕厥”患者在10小时内，反复发作29次，各种措施只能暂时缓解发作，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陈灏珠经过细心观察得出用药规律，果断地为这位患者应用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来中止其恶性快速性心律失常发作，从而缓解晕厥症状。随着患者症状的不断反复，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患者病床前观察病情，并及时更改用药方案，摸索出了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的作用周期，最终大胆采用超大剂量(正常剂量的15倍)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减量维持6天后，患者的室性心律失常彻底控制。 这一惊心动魄的临床案例抢救治疗过程，随后被发现属国际首创。这一治疗方法为国内同行所采用，挽救了不少患者的性命。陈灏珠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了这一治疗方法。陈灏珠坦言，在选择超大剂量用药时，脑子里根本没想过什么首创不首创，只是纯粹地想要把病人救活。当回过头来总结治疗方案时，人们才发现，这一方法从未有人尝试过。 1975年，对于时任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的陈灏珠而言，还有一件特别难以忘怀的事情。当年他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前往江苏无锡抢救来访的美国专家。患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寄生虫病专家巴茨教授。1975年4月，由美国科学院派出的第一批访华医学代表团来华访问。在无锡参观访问时访华血吸虫病代表团副团长巴茨教授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当时美国代表团要求从美国派医生来进行抢救，但被陈灏珠婉拒。他的观点是:外宾在中国患病，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国的医生负责诊治。 “当时，治疗心肌梗死还没有现在常用的‘溶栓疗法’和‘介入疗法’。一般内科治疗，住院病死率高达33％。但那时已有‘监护治疗’，就是严密监护病人，及时发现和治疗并发症，促进坏死心肌的愈合。用这种方法治疗，在我国心肌梗死住院病死率已降至15％左右，国外也基本是这个数字。也就是说，病人中有85％的人可以救活。病情确定以后，从上海同去的两位外科大夫由于无外科情况，便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无锡的医护同行合作组成抢救组，我被任命为抢救组的组长。当时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医疗问题，我国和美国建交不久，互设联络处，还不是大使馆，病人是美国人又是访问团的副团长，抢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失败将造成不良的影响，也无法为婉拒美国医生来抢救作出交待。”所幸通过陈灏珠和无锡同行的通力合作，他们24小时监护病人，及时发现和治疗先后发生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包炎、呃逆等并发症，成功使病人度过这些难关，3周后恢复了健康回国。此后病人健康生活了26年。1976年美国《内科文献》杂志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报导，并邀请美国心脏病著名专家加以评论，认为陈灏珠他们给予病人的治疗是国际标准的治疗，中国医生们的献身精神是值得赞扬的。美国同行对陈灏珠他们所用的医疗设备和药物都是中国制造的表示惊讶。他们没有料到被西方国家封锁了20多年的中国居然能自力更生地发展，并且抢救心肌梗死病人的治疗措施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仁心仁术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陈灏珠也开始奋力弥补那“丢失的十年”。早在1964年，陈灏珠和同事就成功地用经静脉置带电极心导管入左心室，起搏治疗心跳缓慢的心律失常病人。1968年又施行了国内首例埋藏式起搏器的安装，挽救了一位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病人的生命。但是直到“文革”临近结束，中国才有了自己生产的心脏起搏器。 上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陈灏珠以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和冠状动脉腔内超声显象技术为主攻方向，开展和提高冠心病的介入诊断水平。为我国发展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打下坚实的基础，并率先用激光溶栓、超声溶栓、斑块旋切等技术来治疗冠心病。目前心脏病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已达数十种，常用的介入治疗有:通过心导管施行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支架安置等治疗冠心病；通过心导管施行球囊扩张治疗心脏瓣膜病；通过心导管安置封堵器治疗先天性心房或心室间隔缺损；通过带电极心导管置入心腔用射频消融技术消除引起心跳过快的心律失常的病灶等。我国心脏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已经逐渐与国际同步，许多难治或不可治的心脏病变得易治和可治。其中一些介入治疗方法足以取代对患者创伤较大并有一定风险的开胸心外科手术，造福广大人民。 1997年，陈灏珠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第一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心血管内科专家。他常用委婉的语气，向学生们传递坚毅向上的人生观:“人，是一定要有精神的！” 2007年，陈灏珠在家人的帮助下，向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万元，用于设立“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金”，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医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获颁科技功臣奖项，陈灏珠又打算把科技功臣的奖金捐出来，帮助家乡中、小学校的建设。
